今天看了李香兰演的《迎春花》，算是部比较典型的宣传“日中亲善”的片子了。关于影片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不过倒是制片的名字让我比较感兴趣。担任这部影片制作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左翼电影评论家岩崎昶！这哥们儿以前因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法被抓进去过，战后为了保护拍摄了原子弹爆炸的胶片而被右翼份子袭击，用我们维基上的一句话说，“他被一些人称为日本电影的良心”。从这点上来说，我很难相信岩崎昶会参与国策电影的制作，于是去网上查了一下，才发现他还制作过李香兰的另一部《我的莺》。。。其实他从牢里出来以后就加入了满映，并且与李香兰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我在网上找到了日本一位名叫“honda”的网友写的一篇博文，比较有趣，也讲了一些来龙去脉，特翻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李香兰与岩崎昶——honda

李香兰1943年因《莎勇之钟》的外景拍摄造访台湾时，担任她经理人与执行制片人的就是岩崎昶。

岩崎昶是有左翼思想的电影评论家，曾因反对“电影法”而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之名遭逮捕，并度过了1年的牢狱生活。

然而在那之后，他便成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映）东京支社的顾问，并与后来红极一时的大明星李香兰有了接触。

当时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强迫让李香兰出演《万世流芳》时，与李香兰同行上海的也是岩崎昶。

《莎勇之钟》是松竹、满映与台湾总督府合作的项目，主演确定为李香兰后，岩崎昶先于外景拍摄前就去了台湾，并召开记者见面会，开展宣传活动。

我在40年前的大学时代，曾经上过岩崎昶的电影史课。他似乎确实是个左翼的电影评论家，我至今还记得他关于《战舰波将金号》的慷慨论述。

那个时候，我曾在课后逮住他，希望他向我阐明一些关于满映的事情。正因为他在电影史上的诸多功绩，也使我更想知道他是怎么看待那时候自己在满映工作，并支援李香兰拍摄影片等事实的。

岩崎昶的态度很诚实，他说他什么也不愿意说。对他而言，那个时候就职时，无非就是把满映看成了一个谋生的手段，而渐渐地，就好象麻木了一样，对满映也不作批判了。他说他再也不想看《莎勇之钟》、《万世流芳》、《我的莺》什么的了。特别是《莎勇之钟》之流，令他感到很羞耻。

在这样一位岩崎先生面前，即使是当时意气风发的左翼学生的我，除了闭口无言，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山口淑子（李香兰）在她的自传中讲道，二战结束后，她从上海回日本时，也是岩崎昶为其准备好了住处，并一直在等着她。

岩崎先生对我也讲了一些他关于李香兰的见解，以及43年那时候李香兰的一些状况。但却没有提到上述的事情。

我在想的是，假如山口淑子能有岩崎昶的那份诚实的话，也许早就把刘呐鸥遭暗杀时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了吧。

毕竟再左翼的人也要吃饭，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能苛责他什么呢？整个战争期间只有龟井文夫一个人因那部“电影法”而被吊销过导演资格，他尚且还拍过宣传战争的片子，其他导演又如何呢？岩崎昶起码是有良心的，这点谁也不能反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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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善琨君，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要活着来念你的悼词。战时，在上海，同你协力开展电影工作的时候，我一直都有着随时被杀害的思想准备。我也坚信着，那时你一定会为我念悼词的。”

以上这段话是清水晶在《中华电影与川喜多长政》一文中的叙述，据说，下葬当天他也在场，听到这段悼词时也不禁潸然泪下，这其中的渊源他是最清楚的了。

左起依次为：黄天始、张善琨、川喜多长政、辻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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