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的传闻

使美国电影被批准继续上映

《与军方之间的纠纷》

中华电影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将在租界所制作的中国电影发行到占领地区，却从来没有过要自行按照国策来制作面向中国人的电影的念头，对于这样的方针，军方似乎十分不满。此外，我还受到了无端端的责难，认为我刻意扼制日本社员却过于优待中国社员。

昭和十六年（1941年）五月中旬，我接到了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传唤，并被强迫要改变公司的运营方针。这违背了“军方不插手”这一条我们当初的约定。一回到上海，我便直飞东京，没有通知任何一个职员。

我本来想在东京把能申诉情况的都申诉过后便返回上海，但这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了传闻的张善琨与中国职员们，表示如果我被遣回日本的话，原先呆在租界的三千名电影人便一齐迁往重庆。他们将自己的意思通过南京政府传达给了日本军部。由于这个原因，军部便中止了对我的召回。对于中方对我的信任，我十分感动，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对这些人前途的责任重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日军也曾要求我在进驻的租界内立即停止放映美国电影。但我表示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同意。上海的一流电影院一直以来都在上映着美国电影。如果禁止了美国电影，那就没什么可放的了。无论是上映中国电影还是日本电影，都不会有人来看的。这么做毫无意义。而如果将影院空关，那会对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军方最终采纳了我的主张，除去宣传片以外，美国电影的上映还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此外，我还听到某些传闻，说有人想要干掉我，并已有所行动。

中华电影与满映的运营方针是完全相反的。也有传言说我们这边的经营方式极大地刺激了满映方面。在满映以日本人为主体而制作的中国电影在满洲（现为中国东北）也不受欢迎，而在中国全境的上映更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结果令满映的高层非常焦虑。

满映的理事长甘粕（甘粕正彦），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功臣，对军方有极大的发言权。有不少人都劝我，与满映对着干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我却一直反对以与满映同样的方针来经营自己的公司。

满洲与中国的中部、南部在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文化、居民的思想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将满洲的这一套模式原封不动地带过来，那根本就不可能被接受。在我负责的区域内，即便会招致“软弱”的非难，我也坚信自己的方针是正确的，决不会有将其改变的想法。

我与甘粕那时候在互相的业务联络会议上见过几次，他是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但是，在世界形势的判断上，他和我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不过在个人的角度上，我觉得他还是很赞赏我的行动的。

假使真的有人想要干掉我，我觉得也不会是甘粕自己的意愿，而是因为他身边有些人缺乏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世界形势的理解。

当听到暗杀的传闻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会不会和父亲一样，爷儿俩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我并不害怕，也没有什么悲壮感，倒是觉得父子俩背负着同样的命运，那真是一种讽刺。周围的人都很为我担心，尤其是我的妻子，异常痛心，但她并没有说过一句动摇我信念的话。

中华电影最终都没有自行制作面向中国人的故事片，但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制作了唯一一部日中合作的影片。那便是与大映联合拍摄的《春江遗恨》（日文名为《狼火は上海に揚る》，意为“烽火在上海升起”）。这部影片以太平天国之乱为题材，由稻垣浩导演，阪东妻三郎与李丽华主演。

我宴请了因这部影片而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工作人员们，并向他们说了如下的话：“虽然战争已经到了拍摄这样的影片也毫无意义的阶段，但是像这样日中两国电影人合作拍摄一部影片的经验，将来一定会成为两国电影界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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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清水晶所著《上海租界映画私史》第281页，是川喜多大治郎留给其子川喜多长政的遗训，此前有过翻译，这是原本。漂亮的汉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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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今天是这样祝福的，今年的今天依然这么祝福，祝小月姐姐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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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张帆、周璇、袁美云、喜之郎全家、卜万苍导演、岩崎昶影评人祝大家虎年快乐，新的一年有新的建树！

喜之郎的连载由于最近心力交瘁，一直都停滞着没动，新的一年我也会尽快结束掉的，大家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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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方不干涉为条件参与计划

与抗日派的张氏一起在上海设立根据地

《日中映画会社》

昭和十四年（1939年）三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从南京前来拜访我位于东京麻布的家。大佐向我说明了他的来意，为了针对中国中部一带的占领地区展开电影工作，他们计划要在上海成立一家日中合作的新电影公司，并请求我就任日本方的代表。

日军在战时对占领地区的电影工作十分重视。可能是学习了德国的先例吧。为了满洲（现中国东北）与中国北部，已经先于十二年（1937年）八月在新京（长春）设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映），甘粕正彦为理事长。

于是乎，当地军方想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也建立相似的电影机构，并通过内阁情报局向电影界征求该机构的领导人。而电影界则因我通晓中国的情况而推举了我。

我本来是不想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我知道军方对中国的方针与我的想法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我想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会有另一个人代我去。如果那个人对于日中关系毫无信念与理解，而是由着一些军人的想法来行动的话，也许会导致极大的失败。那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毫无益处。于是我试着提出了答应的条件。我说，如果军方不随意插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放任我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的话，我就同意去。

高桥大佐是炮兵，黄色领花的军服上佩戴着参谋肩章。我的父亲与他同属一个兵种，以前也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面容。大佐全盘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而我则答应了去上海。如果那时候是别人来的话，也许我的上海之行就不会这么简单地解决了。

我在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中国电影，为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的近三亿中国大众提供娱乐。这件事情即使你再有才能，日本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考虑到，最好的方法便是在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上海的租界内，请中国的电影人来制作电影，再将这些电影通过新的公司来发行到占领地区的电影院中。于是我于当年五月一到达上海，就秘密求见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最具实力的制片人张善琨，并请求他的帮助。

在上海生活已久的他一直以来都与英、美、法国人比较亲近，却从没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是一个有排日感情的人。他那座位于法租界的制片厂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制作抗日电影，为中国民众所喜爱。就是这样一个他，在数次会谈以后，终于答应了与我合作。那是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产生了超越道理与利害关系的情感联系。它加深了我们相互的理解，稳固了我们之间的信赖，我们两人拥有了共同的理想与梦想。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我这个专务董事为代表召开了成立大会。总公司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西路上，并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始业务。

战时，日本人很单纯地把中国人分类成两个群体，即所谓的“亲日派”与“重庆派”，重庆派当然就是敌人了。居住在日军占领地区，为了讨生活而在日系机关以及企业中工作的人被定性为亲日派，而生活在非占领地区的人们则被简单地认为就是敌人。

我认为这种幼稚的想法是很不可取的。我觉得那些在占领地区，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在日本机关内工作的人们中，也有许多憎恨日本、期望日本早日战败的人。反之，那些在自由中国生活着的人们中，相信早日实现与日本的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是以“在中华电影工作的中国员工，都是最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这个事实为认识与前提来经营这家公司的。因此我并没有怎么将占领地区与非占领地区的人加以区别。至今我仍然坚信那样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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