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清水晶所著《上海租界映画私史》第281页，是川喜多大治郎留给其子川喜多长政的遗训，此前有过翻译，这是原本。漂亮的汉文啊～～

Popularity: unranked [?]

去年的今天是这样祝福的，今年的今天依然这么祝福，祝小月姐姐生日快乐！

Popularity: unranked [?]

我代表张帆、周璇、袁美云、喜之郎全家、卜万苍导演、岩崎昶影评人祝大家虎年快乐，新的一年有新的建树！

喜之郎的连载由于最近心力交瘁，一直都停滞着没动，新的一年我也会尽快结束掉的，大家等着吧！

Popularity: unranked [?]

以军方不干涉为条件参与计划

与抗日派的张氏一起在上海设立根据地

《日中映画会社》

昭和十四年（1939年）三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从南京前来拜访我位于东京麻布的家。大佐向我说明了他的来意，为了针对中国中部一带的占领地区展开电影工作，他们计划要在上海成立一家日中合作的新电影公司，并请求我就任日本方的代表。

日军在战时对占领地区的电影工作十分重视。可能是学习了德国的先例吧。为了满洲（现中国东北）与中国北部，已经先于十二年（1937年）八月在新京（长春）设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映），甘粕正彦为理事长。

于是乎，当地军方想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也建立相似的电影机构，并通过内阁情报局向电影界征求该机构的领导人。而电影界则因我通晓中国的情况而推举了我。

我本来是不想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我知道军方对中国的方针与我的想法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我想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会有另一个人代我去。如果那个人对于日中关系毫无信念与理解，而是由着一些军人的想法来行动的话，也许会导致极大的失败。那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毫无益处。于是我试着提出了答应的条件。我说，如果军方不随意插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放任我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的话，我就同意去。

高桥大佐是炮兵，黄色领花的军服上佩戴着参谋肩章。我的父亲与他同属一个兵种，以前也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面容。大佐全盘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而我则答应了去上海。如果那时候是别人来的话，也许我的上海之行就不会这么简单地解决了。

我在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中国电影，为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的近三亿中国大众提供娱乐。这件事情即使你再有才能，日本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考虑到，最好的方法便是在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上海的租界内，请中国的电影人来制作电影，再将这些电影通过新的公司来发行到占领地区的电影院中。于是我于当年五月一到达上海，就秘密求见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最具实力的制片人张善琨，并请求他的帮助。

在上海生活已久的他一直以来都与英、美、法国人比较亲近，却从没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是一个有排日感情的人。他那座位于法租界的制片厂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制作抗日电影，为中国民众所喜爱。就是这样一个他，在数次会谈以后，终于答应了与我合作。那是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产生了超越道理与利害关系的情感联系。它加深了我们相互的理解，稳固了我们之间的信赖，我们两人拥有了共同的理想与梦想。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我这个专务董事为代表召开了成立大会。总公司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西路上，并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始业务。

战时，日本人很单纯地把中国人分类成两个群体，即所谓的“亲日派”与“重庆派”，重庆派当然就是敌人了。居住在日军占领地区，为了讨生活而在日系机关以及企业中工作的人被定性为亲日派，而生活在非占领地区的人们则被简单地认为就是敌人。

我认为这种幼稚的想法是很不可取的。我觉得那些在占领地区，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在日本机关内工作的人们中，也有许多憎恨日本、期望日本早日战败的人。反之，那些在自由中国生活着的人们中，相信早日实现与日本的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是以“在中华电影工作的中国员工，都是最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这个事实为认识与前提来经营这家公司的。因此我并没有怎么将占领地区与非占领地区的人加以区别。至今我仍然坚信那样做是对的。

Popularity: unranked [?]

英美电影遭放逐

库存见底，事务所关闭

《战时的统一管制》

昭和十五年（1940年）一进入后半年，电影法所提倡的公益，即在战时体制下，为了国家利益而对电影界所实施的统一管制也愈发严格，次年的十六年（1941年），电影界全面进入了所谓的新体制。

首先，日本电影的制作部数被限制了，松竹、东宝、日活、新兴、大都这些大公司都被规定一年四十八部长片，而总数则为十家公司合计二百七十八部，上映也被强制为了单片放映。

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也有动作。东和的教育映画部是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改称为文化映画部的，并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已发展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规模，而在这一年，它与松竹、东宝的各个文化映画部合并成为了大日本文化映画协会。我被选任为协会的理事长，而东和的文化映画部也随之消失了。

这一年的外国电影发行配额是总计七十一部，其中东和的十三部是最多的，但由于后来时局与状况的发展，最终也只上映了八部。

七月，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与英美之间的开战一触即发。在这种迫切的形势下，电影界按内阁情报局的行政指导进行了重组。

日本电影的制作公司被合并统一成了松竹、东宝与大日本映画制作（大映）三大系统。制作的数量也被限制为三家公司每月六部，拷贝数则为一部作品三十个。发行机构逐渐一体化，最后吸收了日本各家电影公司的营业部员，于十七年（1942年）二月成立了社团法人映画配给社。

至于外国电影，当局还没出具体方案，就到十二月八日开战了，从那天起，美国各电影公司在日本的分公司都被取缔了发行业务。英美电影被定性为敌性电影，即日起便被从全日本的电影院撤出。

东和虽然没有发生那样的状况，但一到次年的十七年（1942年），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因此，一直到三月下旬，我们把尚未公映的四部德国影片陆续发行完以后，就解散了映画部。

在审查有效期限内的一百三十种长片与九十四种短片的库存拷贝，我也全部委托给了于四月一日开始业务的映画配给社。于是，我把一百二十余名社员，除了女的以外，全部调到了后面会讲到的中华电影以及映画配给社与其他公司。

细想来，从我昭和三年（1928年）创业以来的十三年半中，所引进发行的影片以欧洲作品为主，长片有二百四十八部，而短片已超过了三百部。

东和的试映室里，聚集着许多从充满艺术性的欧洲电影中寻求精神食粮的人们。电影评论家与记者自不必说，其中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与外国文学学者。狭小的试映室，感觉就好似这些文化人的沙龙。

于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与影响下，以学生层为中心的年轻人中，欧洲电影的爱好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如今，能够从那些人口中，听闻他们为年轻时所看的无数名片所感动，并且在人生道路上也受到了良好的精神影响，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虽然事务所是关闭了，但东和商事在形式上还是继续存在的，从委托的库存拷贝收益中扣除管理费后，还留有一百三十九万日元，我将这笔钱以“川喜多基金”的形式存了起来。

昭和十八年（1943年）六月十三日的东京新闻上面，报道了这个川喜多基金所实施的捐赠，具体数额如下：映画科学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中华电影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南洋映画协会损失填补金约十六万日元、大东映画配给联盟结成基金五万日元、大东亚学寮补助金五万日元。以现在的货币价值来换算的话，不知道有多少钱呢。另外，这个川喜多基金后来还出了五十万日元的战后归国电影人救济资金。

我好像是特别喜欢捐赠。《国家的节日》那时候就是如此，我对我认为好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出钱。我之所以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捐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我会在下一次中讲到的，那时候我在大陆参与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而且已经做好了无法活着回来的心理准备了。

Popularity: unran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