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也曾有过的获奖作品

以《罗生门》为契机，热情高涨

《国际电影节》

由于我长期从事通过电影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作，因此在战后，我与妻子出席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电影节的机会也非常多。把各种电影节合计起来，我估计已经超过一百多次了。

不过，我们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却是在战前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要说在战前就有的国际电影节，那就非意大利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莫属了，我们参加的是第六届。昭和十三年如前所述，是我们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最后一次欧洲旅行的那一年，那一年我们签了《国家的节日（Festival of Nations）》（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的进口合同。

我们之后就去了意大利，在威尼斯丽都岛开幕的电影节上，展出了我们从日本带过去的日活作品《五个斥候兵（Five Scouts）》（田坂具隆导演）。《五个斥候兵》这部影片描写了担忧五个出去侦察的士兵安危的小队长以及历经苦难终于返回的侦察兵们的爱情与责任感。

之所以会选择这部电影参展，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打仗的日军在海外的名声非常不好，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充满人性的美丽故事来让大家知道，日本的士兵并不是人人都乐于打仗的，日本的军队中也并不是像在国外所流传的那样，净是些残忍凶暴的狂徒。

《五个斥候兵》的评价很好，并获得了意大利宣传大臣奖[1]。战后的二十六年（1951年），同样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大映）摘得了最高奖项金狮奖，也正是这个原因，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把它当作是日本电影的首次国际获奖，但实际上，还有一部比它更早获奖的作品。

我在战后第一次出席的国际电影节则是二十六年（1951年）的戛纳。戛纳国际电影节是从二十一年（1946年）开始举办的，中间也有停办过，那一年正好是第四届。对我而言，那也是时隔十三年之后久违的欧洲旅行。那时候日本参展的作品只有一部短篇纪录片《稻子的一生》，而代表者也只有我一个人，不过好在还有荻原大使（查不到资料，当时的驻法大使）、法国文学家朝吹登水子，以及雕刻家高田博厚三人从巴黎赶来与我一同出席。

高田先生后来也参加过几次戛纳电影节，为日本代表团东奔西跑，非常照顾。另外，荻原大使则为日本代表团举办的晚会捐赠了大使馆的香槟与葡萄酒，这作为一个很好的先例，此后一直被继承了下来。这对当时外币很少的代表团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

这次出席电影节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意大利电影戏剧局总裁[2]Depiro[3]。Depiro恳切地希望日本也能拿出故事片来参展那年夏天的威尼斯电影节。《罗生门》应他的请求参展，并让日本电影一举扬名世界，成为了日本电影出口的先驱。

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下子激起了日本电影界对国际电影节的热情。日本电影制作者联盟内成立了协议，向戛纳、柏林、威尼斯等电影节派遣包括参展作品演员、导演在内的日本代表团。在那之后，身着和服的美丽日本女演员就成了国际电影节上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

不过，令我觉得不满的是，国外的政府对于参加国际电影节都会给补贴，但是在日本，只有日本电影交易会才拿得到补助，可能是政府不想把钱花在毫无结果的热闹上吧。但是，要我来说的话，这电影节恰恰是非常有效和重要的。或许不该把“Festival”叫做“电影祭”，而按照中国的叫法，称之为“电影节”更为恰当点[4]。

筛选、评审世界各国怀着自信送交参展的作品，并最终决定获奖作品，这是一件非常责任重大且困难的工作。评审委员会由各国拥有很高国际知名度的导演、演员、评论家、文学家等组成。

我的妻子KASHIKO第一次被邀请作为评委是在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而迄今为止，她频频受邀，已经当过世界各地二十多个地方的电影节的评委了。现在她好像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担任过最多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人。

[1]此处可能是作者记忆有误，按普遍说法，其所获的应该是“意大利民众文化大臣奖”，这是按照日文直译过来的，至于究竟是个什么小奖，天知道～

[2]直译而来，这个具体是什么机构就不清楚了，日本人的表述总是很日本化的。

[3]没有资料，查不到原名，直接按日本人的音译翻来的。

[4]日语中电影节叫做“映画祭”，“祭”有“赛会、庙会、节日”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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