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被没收，向美军抗议

证明“李香兰”的身份并救了她

《战争结束》

我是在北京迎来战争的结束的。我为那么多中国人坚持着自己的态度而感动，想想自己对于日本人胜败的感觉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真挺惭愧的。

我很担心上海公司的事情，但那时候已经不是自由身了。我把妻子KASHIKO以及五岁的女儿和子留在北京，自己搭乘了受命前往南京集结的中国飞机，最后总算辗转回到了上海。而公司的接管已经结束了。

那时候日本人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而我随身带的现金也使用殆尽，连第二天吃饭都成问题。于是我便去求见了中国人的新社长，向他申诉了自己的窘境，并请求在金钱上能够通融一下。他给了我满满一小手提箱的纸币，并说道：“本来是有命令，禁止一切对日本人的付款行为的，但是我之前也受到你很多照顾，所以就悄悄地给你吧。”虽然那时候由于通货膨胀，纸币值不了多少钱，但是换算成现在的日元，也有二百万左右呢。

我非常感激他，想总算是能渡过难关了。但是乘电梯一下楼，就被入口门廊处的三个美国MP（Military Police，宪兵）抓住盘查了。他们让我打开手提箱，说道：“日本人被禁止将一切财产带出这座大楼。根据命令要予以没收。”便把箱子没收了。

我最后没有办法只得回家，但还是怒气难消，即便是在占领下，没有凭证就没收个人财产也应该是违法的吧？后来我去了宪兵队总部，见了一个知识分子样的中尉，向他诉苦请愿，甚至还让他去向重庆方面询问我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

在我的努力下，那个年轻军官最后松口道：“那我就还给你一半吧。”接着把钱装在袋子里还给了我。回到家，跟我的日本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们都为我高兴，说这是“战败后第一次日美交涉的胜利”。

战败后，滞留在上海的日本人集中生活在被指定的地区。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曾以“电影明星李香兰”的身份而闻名的山口淑子（现为大鹰淑子，参议院议员）。

她的中文说得非常好，甚至在中国人中，也没有人怀疑她是日本人。在战争中积极协助日方的她，如今自称自己是日本人，而居住在集中地区，这当然是会引起问题的。当时要制裁她的呼声很高，如果她是中国人，甚至只要有一丝中国血统的话，也会被认为是卖国贼而难逃极刑。

中国宪兵队随即开始了调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籍的确认。她的生死也决定于此。担心她的安危而同行的我，向他们保证一定会交出确认其国籍的证明书后，便离开宪兵队回了家。而能够书面证明其身份的，也只有户籍副本了。

她的原籍是在佐贺县的某个村子，但是在那时候是根本不可能联系到日本内地的。不过她在北京的双亲处倒是可能会有副本。于是我便去找了她小时候在满洲（现为中国东北）的好朋友，俄罗斯姑娘柳芭商量。柳芭去北京见了山口的双亲，很幸运，找到了副本。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日本人的身份证明书是如此简陋与不牢靠，换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日本还真是个很好居住的国家呢。一张薄薄的纸上用铁笔刻着许多潦草的字，某某村村长的印章也给人以很廉价的感觉，上面甚至连用以核对的号码都没有。外国的官员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么可疑的文件呢。最重要的是，它连山口淑子与李香兰是同一个人都证明不了。

于是，我便去拜托一个赴日留过学的中国人，让他去向宪兵说明户籍副本的事情。尽管在盘问下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我的热心，以及我在战争中的行为早已为人所知，也多亏了这一点，最终宪兵相信了我。而在这些日子里，她面临生死关头却仍能保持着胜似男子般的大方态度，也令我钦佩不已。

我与山口一起于次年四月乘船回国，由博多上岸。我的妻子与女儿住在镰仓的家里，他们在两个月前已经乘船由北京出发，途经天津回国了，中途受了不少苦。两个人脸色都很差，身体也不好，是营养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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