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的传闻

使美国电影被批准继续上映

《与军方之间的纠纷》

中华电影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将在租界所制作的中国电影发行到占领地区，却从来没有过要自行按照国策来制作面向中国人的电影的念头，对于这样的方针，军方似乎十分不满。此外，我还受到了无端端的责难，认为我刻意扼制日本社员却过于优待中国社员。

昭和十六年（1941年）五月中旬，我接到了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传唤，并被强迫要改变公司的运营方针。这违背了“军方不插手”这一条我们当初的约定。一回到上海，我便直飞东京，没有通知任何一个职员。

我本来想在东京把能申诉情况的都申诉过后便返回上海，但这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了传闻的张善琨与中国职员们，表示如果我被遣回日本的话，原先呆在租界的三千名电影人便一齐迁往重庆。他们将自己的意思通过南京政府传达给了日本军部。由于这个原因，军部便中止了对我的召回。对于中方对我的信任，我十分感动，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对这些人前途的责任重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日军也曾要求我在进驻的租界内立即停止放映美国电影。但我表示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同意。上海的一流电影院一直以来都在上映着美国电影。如果禁止了美国电影，那就没什么可放的了。无论是上映中国电影还是日本电影，都不会有人来看的。这么做毫无意义。而如果将影院空关，那会对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军方最终采纳了我的主张，除去宣传片以外，美国电影的上映还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此外，我还听到某些传闻，说有人想要干掉我，并已有所行动。

中华电影与满映的运营方针是完全相反的。也有传言说我们这边的经营方式极大地刺激了满映方面。在满映以日本人为主体而制作的中国电影在满洲（现为中国东北）也不受欢迎，而在中国全境的上映更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结果令满映的高层非常焦虑。

满映的理事长甘粕（甘粕正彦），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功臣，对军方有极大的发言权。有不少人都劝我，与满映对着干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我却一直反对以与满映同样的方针来经营自己的公司。

满洲与中国的中部、南部在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文化、居民的思想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将满洲的这一套模式原封不动地带过来，那根本就不可能被接受。在我负责的区域内，即便会招致“软弱”的非难，我也坚信自己的方针是正确的，决不会有将其改变的想法。

我与甘粕那时候在互相的业务联络会议上见过几次，他是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但是，在世界形势的判断上，他和我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不过在个人的角度上，我觉得他还是很赞赏我的行动的。

假使真的有人想要干掉我，我觉得也不会是甘粕自己的意愿，而是因为他身边有些人缺乏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世界形势的理解。

当听到暗杀的传闻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会不会和父亲一样，爷儿俩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我并不害怕，也没有什么悲壮感，倒是觉得父子俩背负着同样的命运，那真是一种讽刺。周围的人都很为我担心，尤其是我的妻子，异常痛心，但她并没有说过一句动摇我信念的话。

中华电影最终都没有自行制作面向中国人的故事片，但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制作了唯一一部日中合作的影片。那便是与大映联合拍摄的《春江遗恨》（日文名为《狼火は上海に揚る》，意为“烽火在上海升起”）。这部影片以太平天国之乱为题材，由稻垣浩导演，阪东妻三郎与李丽华主演。

我宴请了因这部影片而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工作人员们，并向他们说了如下的话：“虽然战争已经到了拍摄这样的影片也毫无意义的阶段，但是像这样日中两国电影人合作拍摄一部影片的经验，将来一定会成为两国电影界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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