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方不干涉为条件参与计划

与抗日派的张氏一起在上海设立根据地

《日中映画会社》

昭和十四年（1939年）三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从南京前来拜访我位于东京麻布的家。大佐向我说明了他的来意，为了针对中国中部一带的占领地区展开电影工作，他们计划要在上海成立一家日中合作的新电影公司，并请求我就任日本方的代表。

日军在战时对占领地区的电影工作十分重视。可能是学习了德国的先例吧。为了满洲（现中国东北）与中国北部，已经先于十二年（1937年）八月在新京（长春）设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映），甘粕正彦为理事长。

于是乎，当地军方想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也建立相似的电影机构，并通过内阁情报局向电影界征求该机构的领导人。而电影界则因我通晓中国的情况而推举了我。

我本来是不想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我知道军方对中国的方针与我的想法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我想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会有另一个人代我去。如果那个人对于日中关系毫无信念与理解，而是由着一些军人的想法来行动的话，也许会导致极大的失败。那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毫无益处。于是我试着提出了答应的条件。我说，如果军方不随意插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放任我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的话，我就同意去。

高桥大佐是炮兵，黄色领花的军服上佩戴着参谋肩章。我的父亲与他同属一个兵种，以前也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面容。大佐全盘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而我则答应了去上海。如果那时候是别人来的话，也许我的上海之行就不会这么简单地解决了。

我在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中国电影，为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的近三亿中国大众提供娱乐。这件事情即使你再有才能，日本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考虑到，最好的方法便是在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上海的租界内，请中国的电影人来制作电影，再将这些电影通过新的公司来发行到占领地区的电影院中。于是我于当年五月一到达上海，就秘密求见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最具实力的制片人张善琨，并请求他的帮助。

在上海生活已久的他一直以来都与英、美、法国人比较亲近，却从没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是一个有排日感情的人。他那座位于法租界的制片厂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制作抗日电影，为中国民众所喜爱。就是这样一个他，在数次会谈以后，终于答应了与我合作。那是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产生了超越道理与利害关系的情感联系。它加深了我们相互的理解，稳固了我们之间的信赖，我们两人拥有了共同的理想与梦想。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我这个专务董事为代表召开了成立大会。总公司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西路上，并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始业务。

战时，日本人很单纯地把中国人分类成两个群体，即所谓的“亲日派”与“重庆派”，重庆派当然就是敌人了。居住在日军占领地区，为了讨生活而在日系机关以及企业中工作的人被定性为亲日派，而生活在非占领地区的人们则被简单地认为就是敌人。

我认为这种幼稚的想法是很不可取的。我觉得那些在占领地区，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在日本机关内工作的人们中，也有许多憎恨日本、期望日本早日战败的人。反之，那些在自由中国生活着的人们中，相信早日实现与日本的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是以“在中华电影工作的中国员工，都是最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这个事实为认识与前提来经营这家公司的。因此我并没有怎么将占领地区与非占领地区的人加以区别。至今我仍然坚信那样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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