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你玩儿

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6）

感恩而死 — Wed, 10 Mar 2010 12:58:00 +0000

以英法为主不断推出名作

卓别林也创下卖座记录

《战后的重建》

战后东和的重建，是由事务所一边辗转储备，一边重映手头的旧片开始的。占领军禁止了德国电影，不过幸运的是，东和还保有为数众多的法国与奥地利的旧时名作。开战不久前未通过审查而遭禁映的《梅耶林（Mayerling）》（Anatole Litvak导演）与《穷途末路（La Fin Du Jours/The End of the Day）》（Julien Duvivier导演）这两部片子也终于得以见天日了。而公司的形式也于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由“东和商事合资会社”变为了“东和映画株式会社”，事务所则搬到了靠近数寄屋桥的银座“碌碌馆大楼”。

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史中，都会有各自的盛衰时期。东和创立于德国电影最繁荣的时期，并在战前法国电影比较辉煌的时代获得了较大的成长。而更为幸运与求之不得的是，战争结束以后，东和又得以与迎来全盛时期的英国“伦敦电影（London Films）”公司结缘。这家“伦敦电影”的全盛时期一直持续到了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左右。另一方面，法国电影也在战后再次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盛况。

虽然针对外国影片的进口，还有诸多如片额分配制等等的限制，但东和在这段时期内还是能够将以英法作品为主的许多名作介绍进日本，将其称作继战前盛况后东和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也不为过。这段时期内，入选《电影旬报》十佳的东和作品如下：

27年度（1952年）=②《第三人（The Third Man）》（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③《天堂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u Paradis/Children of Paradise）》（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⑧《肉体的恶魔（Le Diable au Corps/Devil in the Flesh）》（Claude Autant-Lara），⑨《巴黎天空下（Sous le Ciel de Paris/Under the Paris Sky）》（朱利安·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

28年度（1953年）=①《禁忌的游戏（Jeux Interdits/Forbidden Games）》（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④《堕落的偶像（The Fallen Idol）》（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⑦《海隅逐客（Outcast of the Islands）》（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⑩《一飞冲天（The Sound Barrier）》（大卫·里恩/David Lean）

29年度（1954年）=②《恐惧的代价（Le Salaire de la Peur/The Wages of Fear）》（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⑤《征服珠穆朗玛峰（The Conquest of Everest）》（George Lowe），⑦《裁判结束（Justice est Faite/Justice Is Done）》（安德烈·卡耶特/André Cayatte），⑧《Le petit Monde de Don Camillo/The Little World of Don Camillo》（朱利安·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

30年度（1955年）=④《L’affaire Maurizius/On Trial》（朱利安·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⑦《法国康康舞（French Cancan）》（让·雷诺阿/Jean Renoir），⑨《幸运儿（A Kid for Two Farthings）》（卡罗尔·里德/Carol Reed）

31年度（1956年）=①《酒店（Gervaise）》（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④《理查三世（Richard III）》（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⑥《红气球（Le ballon rouge/The Red Balloon）》（阿尔伯特·拉摩里斯/Albert Lamorisse），⑦《四海之内皆兄弟（Si Tous Les Gars Du Monde/If All the Guys in the World…）》（克里斯蒂安·雅克/Christian-Jaque），⑨《沉默的世界（Le Monde du Silence/The Silent World）》（Jacques-Yves Cousteau & Louis Malle）

三十年（1955年）时，我们的事务所搬到了在银座二丁目新建的“playguide”大楼内，直至今日。

整个电影界内外，在那之后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曲折与发展，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讲了。至于东和的情况，是于三十五年（1960年）与东宝共同出资，重新成立了“东和株式会社”，而在五十年（1975年）又改名为了“东宝东和株式会社”。不管怎么样，我能够将自己创业初期所提出的“东西之融合”，即“东和”的理想历时半个多世纪依然贯彻至今，这已经十分幸运了。

在公司创立四十五周年的前一年，即四十七年（1971年），我发布了一个纪念活动。那就是与东宝合作，连续上映卓别林代表作的，名为“VIVA！Chaplin”的企划。

这一年的秋天，以《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为始的连续上映，最初是预定在不到400个座位的“Cinema2”影院内举行的。但是由于预先的评价相当好，最后临时改到了1500多个座位的“有乐座”，并一举创下了卖座记录。次年七月开始放映的第二部作品《城市之光（City Lights）》也大受欢迎，再之后是《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舞台生涯（Limelight）》……一直到五十一年（1976年）的《纽约之王（A King in New York）》为止，我们总共上映了他的十二部作品。这次上映的成功，让世人知道了，电影中也有可以称得上不朽的经典的东西。

下面再来稍微提一下我在战后的所谓官方活动吧。

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末，鸠山（鸠山一郎）内阁上台，鸠山首相对电影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设立了内阁直属的电影审议会。我也被选为了委员中的一员，并极力主张日本电影向海外发展的必要性。我的主张最终被采纳了，三十二年（1957年）成立了财团法人“日本映画海外普及协会”（一般称之为“UNIJAPAN”，会长为藤山爱一郎），我也就任了常务理事，同时还出资了一千万日元。不过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协会的活动并不尽如人意。

另外，影片进口方面，在联合国军队占领下的日本从业者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立场，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独立之后。为了与政府交涉来改善这种状况，我于三十三年（1958年）成立了“外国电影发行业者协会”，并被选任为会长。这个协会于次年改名为“外国电影进口发行协会”，经营非常顺利，做的工作是向进口优秀外国影片的公司颁发“通产大臣奖”，以及与希望在日本举办自己国家电影节的外国政府机关合作，为其提供便利等等，成绩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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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5）

感恩而死 — Tue, 09 Mar 2010 13:17:10 +0000

现金被没收，向美军抗议

证明“李香兰”的身份并救了她

《战争结束》

我是在北京迎来战争的结束的。我为那么多中国人坚持着自己的态度而感动，想想自己对于日本人胜败的感觉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真挺惭愧的。

我很担心上海公司的事情，但那时候已经不是自由身了。我把妻子KASHIKO以及五岁的女儿和子留在北京，自己搭乘了受命前往南京集结的中国飞机，最后总算辗转回到了上海。而公司的接管已经结束了。

那时候日本人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而我随身带的现金也使用殆尽，连第二天吃饭都成问题。于是我便去求见了中国人的新社长，向他申诉了自己的窘境，并请求在金钱上能够通融一下。他给了我满满一小手提箱的纸币，并说道：“本来是有命令，禁止一切对日本人的付款行为的，但是我之前也受到你很多照顾，所以就悄悄地给你吧。”虽然那时候由于通货膨胀，纸币值不了多少钱，但是换算成现在的日元，也有二百万左右呢。

我非常感激他，想总算是能渡过难关了。但是乘电梯一下楼，就被入口门廊处的三个美国MP（Military Police，宪兵）抓住盘查了。他们让我打开手提箱，说道：“日本人被禁止将一切财产带出这座大楼。根据命令要予以没收。”便把箱子没收了。

我最后没有办法只得回家，但还是怒气难消，即便是在占领下，没有凭证就没收个人财产也应该是违法的吧？后来我去了宪兵队总部，见了一个知识分子样的中尉，向他诉苦请愿，甚至还让他去向重庆方面询问我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

在我的努力下，那个年轻军官最后松口道：“那我就还给你一半吧。”接着把钱装在袋子里还给了我。回到家，跟我的日本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们都为我高兴，说这是“战败后第一次日美交涉的胜利”。

战败后，滞留在上海的日本人集中生活在被指定的地区。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曾以“电影明星李香兰”的身份而闻名的山口淑子（现为大鹰淑子，参议院议员）。

她的中文说得非常好，甚至在中国人中，也没有人怀疑她是日本人。在战争中积极协助日方的她，如今自称自己是日本人，而居住在集中地区，这当然是会引起问题的。当时要制裁她的呼声很高，如果她是中国人，甚至只要有一丝中国血统的话，也会被认为是卖国贼而难逃极刑。

中国宪兵队随即开始了调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籍的确认。她的生死也决定于此。担心她的安危而同行的我，向他们保证一定会交出确认其国籍的证明书后，便离开宪兵队回了家。而能够书面证明其身份的，也只有户籍副本了。

她的原籍是在佐贺县的某个村子，但是在那时候是根本不可能联系到日本内地的。不过她在北京的双亲处倒是可能会有副本。于是我便去找了她小时候在满洲（现为中国东北）的好朋友，俄罗斯姑娘柳芭商量。柳芭去北京见了山口的双亲，很幸运，找到了副本。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日本人的身份证明书是如此简陋与不牢靠，换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日本还真是个很好居住的国家呢。一张薄薄的纸上用铁笔刻着许多潦草的字，某某村村长的印章也给人以很廉价的感觉，上面甚至连用以核对的号码都没有。外国的官员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么可疑的文件呢。最重要的是，它连山口淑子与李香兰是同一个人都证明不了。

于是，我便去拜托一个赴日留过学的中国人，让他去向宪兵说明户籍副本的事情。尽管在盘问下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我的热心，以及我在战争中的行为早已为人所知，也多亏了这一点，最终宪兵相信了我。而在这些日子里，她面临生死关头却仍能保持着胜似男子般的大方态度，也令我钦佩不已。

我与山口一起于次年四月乘船回国，由博多上岸。我的妻子与女儿住在镰仓的家里，他们在两个月前已经乘船由北京出发，途经天津回国了，中途受了不少苦。两个人脸色都很差，身体也不好，是营养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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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4）

感恩而死 — Thu, 04 Mar 2010 09:26:27 +0000

共患难的上海时代

战后在东京突发心脏病

《忆张善琨》

中华电影时代，合作者张善琨与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的二十年（昭和二十年，即1945年）春天，重庆方面来了特使，希望购买我们在上海制作的电影，并在非占领地区也上映。因为我们所制作的电影，没有任何政治或者说是宣传色彩，而主题歌也都已经在重庆方面很流行了，所以他们觉得即使在自由中国上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特使的到来，似乎是重庆方面要员宋子文的指示。

我将以张善琨为首的中国一流电影人之中的一大半都留在了上海，而现在这件事使得他们的立场也得以确保，对此我是非常高兴的，并且还豪言壮语地称“全面和平由电影界开始”，颇为得意。张善琨自然也非常高兴。

然而，在那之后不久，张善琨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这又让我为难不已。之所以会遭逮捕，是因为重庆方面的上海地下工作总部被日军查抄时，发现了许多中华电影所制作的影片的剧本，由此也明白了张善琨与地下组织之间有联系。

由于是在复杂的占领地区上映的影片，因此除了日军与南京政府之外，张善琨还顺便将自己制作的作品的剧本也送交给了重庆政府审查。我当然也是知道这件事的，但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反对的理由，就一直默许着。日本宪兵队会如此吃惊并将其逮捕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奔走为他辩解，还动用了关系，最后总算把他给弄了出来，而那时他已经被拘留了二十九天。

在他被囚禁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趣事。由于他是出了名的美食家，因此夫人童月娟女士每天都要给他送去两次五菜一汤。但是突然有一天，夫人来找我了。她说辛辛苦苦送去的饭菜，这两三天都是筷子都没动就被原封不动地送回来了，会不会是身体不好。并希望我去看看。

我赶紧去一打听，才明白了。原来是与他关系不错的一个女演员也给他送了五菜一汤，肚子再大，十菜两汤也干不掉。那时候他让我好好给夫人编个借口，不过后来还是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我们三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张善琨给我留了一封信，便与夫人一起逃去了重庆，与其说逃，倒不如说是回去了。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担心公司里的中国职员们战后会遭受怎样的境遇，不过通过张善琨这件事，我总算松了一口气，感觉问题的解决有希望了。

在他去了重庆以后，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让公司每个月都把薪水送到他上海的家里去。战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感谢。

当时在上海，我一直都有着随时随地被枪杀的心理准备。也曾想象过自己被张善琨以及其他中国友人们守护着安葬的情景。然而最后日本战败了，我却也活着回到了祖国。

张善琨在战后也深受祖国巨变之苦，后来落脚香港，总算再次回归电影界了，还来过日本找我帮忙。他采用日本的天然色（即彩色）摄影技术制作华语电影，并在香港、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发行放映，获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

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秋天，他跟着剧组一同来到了东京。次年的正月七日（即一月七日）早晨，童月娟女士打来电话，说丈夫有急事，要我马上赶到旅馆去。他平日里非常健康，因此我担心他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事故，于是赶紧过去，见他在拼命挣扎，说胸口痛。

由于还是在“松之内”（在日本旧指1月1日至1月15日之间的这段时期），我联系不到自己熟悉的医生，便只能让就进的医生过来采取应急措施，但没有任何效果。由于心脏病突发，他扶着我的肩头停止了呼吸。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战争中、在上海所想象过的自己的样子，如今会在和平时代的东京、在自己的中国友人身上看到。我在东京为其举行了日本的友人葬礼，在香港的正式葬礼我也出席了。回忆起上海时代患难与共的日子，我的心中悲痛万分。他是一个与我缘分颇深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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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3）

感恩而死 — Tue, 02 Mar 2010 18:34:55 +0000

“协助”制作纪录片

军方下令中止而胎死腹中

《犹太难民》

在中华电影时代，有几个比较难忘的小插曲。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曾想要制作一部犹太难民的纪录片。

上海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沿黄浦江向东延伸的杨树浦一带，在日中战争（即抗日战争）的激战中化为废墟后，便被指定为了遭纳粹德国追捕的犹太人的居住地区。数万名犹太难民落户到这里，发挥着传统的生活能力，纷纷开起了咖啡馆、餐厅、酒吧等等，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别具特色的角落。

在这些流亡者中，有一位名叫Gertrude Wolfson的女电影导演。

1930年代的优秀德国电影，可以说几乎都是犹太人才能的产物。我由于工作的关系认识了许多犹太裔影人，并对他们的才能充满敬意。于是，在我一个犹太朋友处拿了介绍信后，她便来拜访了我。她表示想要制作一部描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新生姿态的纪录片。

我对他们那充满着令人惊异的忍耐力与智慧的小镇建设钦佩不已，并觉得将这些用纪录片保存下来的话，将来对人类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我也希望完成以后，将这部影片送往美国，对募集难民救济金也能起到点作用。

有朋友提醒我，我的公司一直都被与纳粹德国关系亲近的陆军所关注着，如果插手此事的话恐怕会有危险。但是，即便是在军中，也有一些人对我的想法是有共鸣的，因此最后这个计划还是执行了。表面上这只不过是犹太人自发的行为，而中华电影则是单纯地以提供技术协助为名目参与拍摄工作。

犹太难民们自然是非常高兴，不遗余力地协助这部影片的制作。即便是在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非常了解情况，并爽快地提供了帮助。东京银座酒吧“RADONA”的妈妈桑阿春便是其中一人。她当时在上海经营着店，但还是主动帮助我们的拍摄工作，并亲自出演。现在我公司的职员中似乎还有人经常出入她的店里，真是不可思议的缘分。

由于我在明知形势困难的情况下，出于人道的立场而决定制作这部影片，因此后来得到了许多犹太人的感谢。但是，这部刚刚开始制作的影片，却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德意正式签订三国同盟后，立即被日本军方下令无条件中止了。这部最终没能问世的纪录片片名叫做《被祖国驱逐》。

另外一段小插曲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发生的事。当时日军得知了京剧名旦梅兰芳隐居在上海。由于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日军当局担心其统治下的人民每时每刻都会叛离，因此便计划着想让梅兰芳在大剧场演出，以挽回民心。而我便被委托前往交涉。

我与梅兰芳，以及关系密切的制片人张善琨三人谈了一次。他蓄起了胡子，乱糟糟的，在那些知道他以前美貌的人看来，真的老了许多，非常凄惨。我将军方的意思告诉他后，他随即说道：“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您也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了，而且我最重要的嗓子也彻底毁掉了。我觉得很惭愧，没办法再在人前演唱了。”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他的真意。于是说了声“好了，好了，明白了”后便离开了。随后我向军方报告道：“梅兰芳已经是个糟老头了，不行了。万一成了笑柄，那反而是军方的耻辱。”

战争结束后不久，梅兰芳又在大剧场开唱了。他那久违的声音依旧美妙悦耳，令中国大众所迷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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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2）

感恩而死 — Mon, 01 Mar 2010 09:09:48 +0000

暗杀的传闻

使美国电影被批准继续上映

《与军方之间的纠纷》

中华电影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将在租界所制作的中国电影发行到占领地区，却从来没有过要自行按照国策来制作面向中国人的电影的念头，对于这样的方针，军方似乎十分不满。此外，我还受到了无端端的责难，认为我刻意扼制日本社员却过于优待中国社员。

昭和十六年（1941年）五月中旬，我接到了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传唤，并被强迫要改变公司的运营方针。这违背了“军方不插手”这一条我们当初的约定。一回到上海，我便直飞东京，没有通知任何一个职员。

我本来想在东京把能申诉情况的都申诉过后便返回上海，但这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了传闻的张善琨与中国职员们，表示如果我被遣回日本的话，原先呆在租界的三千名电影人便一齐迁往重庆。他们将自己的意思通过南京政府传达给了日本军部。由于这个原因，军部便中止了对我的召回。对于中方对我的信任，我十分感动，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对这些人前途的责任重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日军也曾要求我在进驻的租界内立即停止放映美国电影。但我表示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同意。上海的一流电影院一直以来都在上映着美国电影。如果禁止了美国电影，那就没什么可放的了。无论是上映中国电影还是日本电影，都不会有人来看的。这么做毫无意义。而如果将影院空关，那会对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军方最终采纳了我的主张，除去宣传片以外，美国电影的上映还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此外，我还听到某些传闻，说有人想要干掉我，并已有所行动。

中华电影与满映的运营方针是完全相反的。也有传言说我们这边的经营方式极大地刺激了满映方面。在满映以日本人为主体而制作的中国电影在满洲（现为中国东北）也不受欢迎，而在中国全境的上映更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样的结果令满映的高层非常焦虑。

满映的理事长甘粕（甘粕正彦），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功臣，对军方有极大的发言权。有不少人都劝我，与满映对着干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我却一直反对以与满映同样的方针来经营自己的公司。

满洲与中国的中部、南部在自然环境以及经济文化、居民的思想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将满洲的这一套模式原封不动地带过来，那根本就不可能被接受。在我负责的区域内，即便会招致“软弱”的非难，我也坚信自己的方针是正确的，决不会有将其改变的想法。

我与甘粕那时候在互相的业务联络会议上见过几次，他是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但是，在世界形势的判断上，他和我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不过在个人的角度上，我觉得他还是很赞赏我的行动的。

假使真的有人想要干掉我，我觉得也不会是甘粕自己的意愿，而是因为他身边有些人缺乏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世界形势的理解。

当听到暗杀的传闻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会不会和父亲一样，爷儿俩遭受同样的命运。但是我并不害怕，也没有什么悲壮感，倒是觉得父子俩背负着同样的命运，那真是一种讽刺。周围的人都很为我担心，尤其是我的妻子，异常痛心，但她并没有说过一句动摇我信念的话。

中华电影最终都没有自行制作面向中国人的故事片，但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制作了唯一一部日中合作的影片。那便是与大映联合拍摄的《春江遗恨》（日文名为《狼火は上海に揚る》，意为“烽火在上海升起”）。这部影片以太平天国之乱为题材，由稻垣浩导演，阪东妻三郎与李丽华主演。

我宴请了因这部影片而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工作人员们，并向他们说了如下的话：“虽然战争已经到了拍摄这样的影片也毫无意义的阶段，但是像这样日中两国电影人合作拍摄一部影片的经验，将来一定会成为两国电影界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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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喜多大治郎的遗训

感恩而死 — Thu, 25 Feb 2010 08:35:17 +0000

出自清水晶所著《上海租界映画私史》第281页，是川喜多大治郎留给其子川喜多长政的遗训，此前有过翻译，这是原本。漂亮的汉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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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乐！

感恩而死 — Sat, 20 Feb 2010 16:02:26 +0000

去年的今天是这样祝福的，今年的今天依然这么祝福，祝小月姐姐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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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

感恩而死 — Sat, 13 Feb 2010 07:28:10 +0000

我代表张帆、周璇、袁美云、喜之郎全家、卜万苍导演、岩崎昶影评人祝大家虎年快乐，新的一年有新的建树！

喜之郎的连载由于最近心力交瘁，一直都停滞着没动，新的一年我也会尽快结束掉的，大家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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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1）

感恩而死 — Thu, 07 Jan 2010 14:54:36 +0000

以军方不干涉为条件参与计划

与抗日派的张氏一起在上海设立根据地

《日中映画会社》

昭和十四年（1939年）三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从南京前来拜访我位于东京麻布的家。大佐向我说明了他的来意，为了针对中国中部一带的占领地区展开电影工作，他们计划要在上海成立一家日中合作的新电影公司，并请求我就任日本方的代表。

日军在战时对占领地区的电影工作十分重视。可能是学习了德国的先例吧。为了满洲（现中国东北）与中国北部，已经先于十二年（1937年）八月在新京（长春）设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映），甘粕正彦为理事长。

于是乎，当地军方想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也建立相似的电影机构，并通过内阁情报局向电影界征求该机构的领导人。而电影界则因我通晓中国的情况而推举了我。

我本来是不想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我知道军方对中国的方针与我的想法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我想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会有另一个人代我去。如果那个人对于日中关系毫无信念与理解，而是由着一些军人的想法来行动的话，也许会导致极大的失败。那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毫无益处。于是我试着提出了答应的条件。我说，如果军方不随意插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放任我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的话，我就同意去。

高桥大佐是炮兵，黄色领花的军服上佩戴着参谋肩章。我的父亲与他同属一个兵种，以前也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面容。大佐全盘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而我则答应了去上海。如果那时候是别人来的话，也许我的上海之行就不会这么简单地解决了。

我在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中国电影，为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的近三亿中国大众提供娱乐。这件事情即使你再有才能，日本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考虑到，最好的方法便是在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上海的租界内，请中国的电影人来制作电影，再将这些电影通过新的公司来发行到占领地区的电影院中。于是我于当年五月一到达上海，就秘密求见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最具实力的制片人张善琨，并请求他的帮助。

在上海生活已久的他一直以来都与英、美、法国人比较亲近，却从没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是一个有排日感情的人。他那座位于法租界的制片厂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制作抗日电影，为中国民众所喜爱。就是这样一个他，在数次会谈以后，终于答应了与我合作。那是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产生了超越道理与利害关系的情感联系。它加深了我们相互的理解，稳固了我们之间的信赖，我们两人拥有了共同的理想与梦想。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我这个专务董事为代表召开了成立大会。总公司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西路上，并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始业务。

战时，日本人很单纯地把中国人分类成两个群体，即所谓的“亲日派”与“重庆派”，重庆派当然就是敌人了。居住在日军占领地区，为了讨生活而在日系机关以及企业中工作的人被定性为亲日派，而生活在非占领地区的人们则被简单地认为就是敌人。

我认为这种幼稚的想法是很不可取的。我觉得那些在占领地区，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在日本机关内工作的人们中，也有许多憎恨日本、期望日本早日战败的人。反之，那些在自由中国生活着的人们中，相信早日实现与日本的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是以“在中华电影工作的中国员工，都是最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这个事实为认识与前提来经营这家公司的。因此我并没有怎么将占领地区与非占领地区的人加以区别。至今我仍然坚信那样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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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履历书by川喜多长政（20）

感恩而死 — Wed, 16 Dec 2009 09:32:31 +0000

英美电影遭放逐

库存见底，事务所关闭

《战时的统一管制》

昭和十五年（1940年）一进入后半年，电影法所提倡的公益，即在战时体制下，为了国家利益而对电影界所实施的统一管制也愈发严格，次年的十六年（1941年），电影界全面进入了所谓的新体制。

首先，日本电影的制作部数被限制了，松竹、东宝、日活、新兴、大都这些大公司都被规定一年四十八部长片，而总数则为十家公司合计二百七十八部，上映也被强制为了单片放映。

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也有动作。东和的教育映画部是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改称为文化映画部的，并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已发展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规模，而在这一年，它与松竹、东宝的各个文化映画部合并成为了大日本文化映画协会。我被选任为协会的理事长，而东和的文化映画部也随之消失了。

这一年的外国电影发行配额是总计七十一部，其中东和的十三部是最多的，但由于后来时局与状况的发展，最终也只上映了八部。

七月，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与英美之间的开战一触即发。在这种迫切的形势下，电影界按内阁情报局的行政指导进行了重组。

日本电影的制作公司被合并统一成了松竹、东宝与大日本映画制作（大映）三大系统。制作的数量也被限制为三家公司每月六部，拷贝数则为一部作品三十个。发行机构逐渐一体化，最后吸收了日本各家电影公司的营业部员，于十七年（1942年）二月成立了社团法人映画配给社。

至于外国电影，当局还没出具体方案，就到十二月八日开战了，从那天起，美国各电影公司在日本的分公司都被取缔了发行业务。英美电影被定性为敌性电影，即日起便被从全日本的电影院撤出。

东和虽然没有发生那样的状况，但一到次年的十七年（1942年），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因此，一直到三月下旬，我们把尚未公映的四部德国影片陆续发行完以后，就解散了映画部。

在审查有效期限内的一百三十种长片与九十四种短片的库存拷贝，我也全部委托给了于四月一日开始业务的映画配给社。于是，我把一百二十余名社员，除了女的以外，全部调到了后面会讲到的中华电影以及映画配给社与其他公司。

细想来，从我昭和三年（1928年）创业以来的十三年半中，所引进发行的影片以欧洲作品为主，长片有二百四十八部，而短片已超过了三百部。

东和的试映室里，聚集着许多从充满艺术性的欧洲电影中寻求精神食粮的人们。电影评论家与记者自不必说，其中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与外国文学学者。狭小的试映室，感觉就好似这些文化人的沙龙。

于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与影响下，以学生层为中心的年轻人中，欧洲电影的爱好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如今，能够从那些人口中，听闻他们为年轻时所看的无数名片所感动，并且在人生道路上也受到了良好的精神影响，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虽然事务所是关闭了，但东和商事在形式上还是继续存在的，从委托的库存拷贝收益中扣除管理费后，还留有一百三十九万日元，我将这笔钱以“川喜多基金”的形式存了起来。

昭和十八年（1943年）六月十三日的东京新闻上面，报道了这个川喜多基金所实施的捐赠，具体数额如下：映画科学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中华电影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南洋映画协会损失填补金约十六万日元、大东映画配给联盟结成基金五万日元、大东亚学寮补助金五万日元。以现在的货币价值来换算的话，不知道有多少钱呢。另外，这个川喜多基金后来还出了五十万日元的战后归国电影人救济资金。

我好像是特别喜欢捐赠。《国家的节日》那时候就是如此，我对我认为好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出钱。我之所以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捐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我会在下一次中讲到的，那时候我在大陆参与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而且已经做好了无法活着回来的心理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