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遗言》

母亲是警视厅官员的女儿，据说她当时有两门亲事。两人都是年轻的陆军中尉，其中一个是畑英太郎，另一个就是我父亲。母亲曾向孩子们讲起过她开心的恋爱故事，她说之所以会选择我父亲，是因为“他是个美男子”。

父亲只是大尉，还远死异乡，而畑却很顺利地升至了元帅。不过母亲却是对此丝毫不在意的样子。

我在名古屋读完了小学，中学则进入了东京府立四中。

初一那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重大事情。

母亲小心翼翼地从金库中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那是一张略微泛黄的奉书纸，上面写着汉文，一眼便知，那是父亲的笔迹。文章以“以字谕长政”开头，直觉告诉我，那是写给我的。

母亲说道：“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遗言。本来写着等你十岁了就要给你看的，但现在与以前不同了，现在的小学生不懂汉文，所以我一直等到你升入初中，学习汉文了才给你看。”

当时我才初一，刚开始以汉文学习赖山阳的日本外史，所以这封信对我来说还是有些难以理解的地方的，但是我却能体会到父亲的心情。全文如下：

“以字谕长政。

我三岁而学四书于严父，以强记惊倒亲族。又九岁而能高等代数学。安藤先生奇之。曾闻判官大冈越前之令名。心窃慕之。其志也盖小。后读支那史。至于王侯将相奈何有种乎哉之句。打案曰然也矣。诚然也矣。是天下之真理也矣。今我幸而为男儿，享生于乾坤之间。而空终一生，是岂可哉。夫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我幸而头脑明淅，是天赋之富也。提此天财而赌一死而猛进。则天下何事有不成哉于兹乎。

志于陆军。其所望唯在于识兵学。至区区如升官，则非所欲也。尔后积萤雪之苦。收兵学之蕴奥。且幸而会于实战。得通于战场之真形。于兹。忍精神之苦。断然绝父母兄弟妻子恩爱之情。单身深入异域。其所期唯有二耳已。曰成乎将死乎，乃父之志夫如斯矣。

成熟见汝。资性倜傥而且胆刚也，補之以学，庶几足为大业。宜日常练身与胆。可秉雄图。夫不可龌促于锱铢。

我所有赋产举而与之于大学。而不与汝。是诚有深意也。日常习学之余暇。乃读项羽本纪。那破翁（拿破仑）传。成吉（思）汗传。山田长政之传。及支那政志等。以可养远大之志。如恋爱小说。断乎而不可触手。又。虽至于壮年。不可衷心以爱恋妇女子。由衷心爱妇女子。则心为懦弱。昔者新田义贞，若不爱美姬，则彼必灭尊氏，而霸于天下。故须视妇女子如器具。是为英雄之秘诀也。又。可有好而临于盘根错节之气概。怕难是非豪杰也。食是养心身之要品也。须食滋养物。衣防寒暑则足矣。必不可穿美服。今我邦滔滔乎，竞而着美服，争而高襟焉。是亡国之征也。不可学。不愧于蔽衣破帽。拧虱而放胆论天下。是大丈夫之所洁也。

我志成则必迎汝而册立太子。不幸事不成而愤死，则汝须继我遗志。赌身命而树大业。长政夫勉之。

长政至十岁。将此书。挂之于机头。造次颠肺。不可忘。”

至此我才明白了让我穿黄色衣服的原因。黄色是清国时代皇族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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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字谕长政。我三岁而学四书于严父，以强记惊倒亲族。又九岁而能高等代数学。安藤先生奇之。曾闻判官大冈越前之令名。心窃慕之。其志也盖小。后读支那史。至于王侯将相奈何有种乎哉之句。打案曰然也矣。诚然也矣。是天下之真理也矣。今我幸而为男儿，享生于乾坤之间。而空终一生，是岂可哉。夫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我幸而头脑明淅，是天赋之富也。提此天财而赌一死而猛进。则天下何事有不成哉于兹乎。志于陆军。其所望唯在于识兵学。至区区如升官，则非所欲也。尔后积萤雪之苦。收兵学之蕴奥。且幸而会于实战。得通于战场之真形。于兹。忍精神之苦。断然绝父母兄弟妻子恩爱之情。单身深入异域。其所期唯有二耳已。曰成乎将死乎，乃父之志夫如斯矣。成熟见汝。资性倜傥而且胆刚也，補之以学，庶几足为大业。宜日常练身与胆。可秉雄图。夫不可龌促于锱铢。我所有赋产举而与之于大学。而不与汝。是诚有深意也。日常习学之余暇。乃读项羽本纪。那破翁（拿破仑）传。成吉（思）汗传。山田长政之传。及支那政志等。以可养远大之志。如恋爱小说。断乎而不可触手。又。虽至于壮年。不可衷心以爱恋妇女子。由衷心爱妇女子。则心为懦弱。昔者新田义贞，若不爱美姬，则彼必灭尊氏，而霸于天下。故须视妇女子如器具。是为英雄之秘诀也。又。可有好而临于盘根错节之气概。怕难是非豪杰也。食是养心身之要品也。须食滋养物。衣防寒暑则足矣。必不可穿美服。今我邦滔滔乎，竞而着美服，争而高襟焉。是亡国之征也。不可学。不愧于蔽衣破帽。拧虱而放胆论天下。是大丈夫之所洁也。我志成则必迎汝而册立太子。不幸事不成而愤死，则汝须继我遗志。赌身命而树大业。长政夫勉之。

长政至十岁。将此书。挂之于机头。造次颠肺。不可忘。

在网上有看到过前半段的原文，但是也有问题。我是细心核对过了，但仍然有个别几个字难以辨认，如果看到有错误请指出。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遗训中“我志成则必迎汝而册立太子”一句，川喜多长政在其于1960年所著《一对国际主义者父子》中，将其完全译了出来（日文），但是在1980年所写的《我的履历书》中，关于此遗训的译文中却将“而册立太子”之意隐去了，他到底在想什么呢～～川喜多大治郎跑到支那来究竟是何居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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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文艺春秋》1960年1月号，302～324页。作者为川喜多长政。

一对国际主义者父子

——一个奔波于世界各地的男人首次讲述的成长史

《少年时代》

“马夫，预备马。我要上学堂去。”——（馬丁、馬の用意をしてくれ、自分は学校へ行く。）

我用汉语如此喊道。每天早晨，父亲上班时，为其喊马是我最得意的一桩事。马夫牵着马出现在大门前，骑在马上的父亲穿过宽敞前庭的树丛，出正门后往左拐。马夫也随之而去。

当时是明治四十年（1907年）。在清国的这里，则是光绪三十年的春天。地点是直隶省保定府。在日俄战争中以炮兵中队长参军，之后就任广岛湾要塞参谋的父亲川喜多大治郎应清国政府的招聘，携全家来到此地，出任保定军官学校的高等兵学教官。

在学校宽敞的官舍中，除了父母、哥哥大学以及我自己四人以外，还住着几个中国的佣人。

三十二岁的父亲非常疼爱次子的我。我当时四岁，是个厉害的淘气鬼。

在由下关到天津的船上，我把船长送的纪念银牌吞了下去。父母、船长和船医乱作一团，为我担心不已。在天津的旅馆里上了一趟厕所后，父母才高兴起来。因为我总算把银牌拉了出来。我因为不痛，也没什么别的感觉，所以觉得大家的慌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外国人教官的官舍非常气派。房子是中西合璧的风格，周围有宽敞的庭院，并筑有很高的泥墙来与邻居隔开。我曾经爬上泥墙，用石头砸坏了邻居家摆放在院子里的漂亮金鱼缸和花盆。邻居家的中国人提出不满，搞得我父母头疼不已。金鱼缸似乎是很贵的东西，父母赔了钱，还道了歉。

非常遗憾，我与中国的关系，是由我这样侵略性的暴行，以及与之所伴随的赔偿开始的。我们兄弟俩被穿上了中国的衣服，哥哥是蓝色的，我是黄色的。人家告诉我穿黄色衣服的都很了不起，但我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中国的佣人对我非常亲切，不但袒护我的恶作剧，还夸我汉语说得很好，我也对此颇为得意。那时候的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日俄战争以后，清国以袁世凯为中心展开了全新的陆军建设，他们既把有才能的年轻军官送到日本留学，也从日本招聘教官来负责教育指导。光绪三十三年那时候，蒋（中正）总统也在保定学习，此外，张治中、陈调元、吴光新、丁锦、翟殿林、张联棻、李玉麟、吴恒瓒等后来的将军们都在这学校上学。

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是有名的段祺瑞。父亲讲课非常认真，也很热心，因此深受学生们的好评。日本教官中有的人讲课都是敷衍了事的。

我在这里住了有半年左右，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只有父亲一个人留下来，而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则回了日本。日本的家在东京丰多摩郡中野町一个叫做桃园字（字为行政单位）的地方（现为东京都中野区中野）。田里的一块土地上，建有我们的家，以及家中出租的数间房子。在中野的家中我也很淘气，是租客孩子们的头儿。

翌年的某一天，母亲将哥哥和我唤去，说道：“我有话跟你们说，你们好好听着。”母亲的样子和平日里不同，因此我觉得很奇怪。

“爸爸在北京突然去世了。”——母亲只说了这一句话，便默不作声了。

“骗人。那不是真的。为什么会死了的？”我如此问道，但母亲仍沉默不语。过了许久，她终于说道：

“因为爸爸跟中国人太亲近了，所以日本的朋友们生气了，就把他给杀了。”

尽管母亲如此说明，我仍不得其解。然而既是被杀害，也就永远回不来了。一想到从此再也见不着父亲了，我就悲痛不已。

他是一个慈祥的、优秀的父亲。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为什么就不能和中国人亲近呢？日本的朋友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来呢？我实在无法理解。

“等你们再长大一些，我会告诉你们更多爸爸的事情的。有妈妈在这里，你们什么也不用担心，要好好读书。”

说完这些话，母亲再度陷入了沉默，而哥哥与我却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大声哭着跑了出去。哥哥比我大三岁，在读小学二年级，一直体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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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豆瓣上传图片，传了几个相册：

川喜多长政

09《文艺春秋》十大最难忘日本女电影明星

09《文艺春秋》十大最难忘日本男电影明星

满洲的记录（大活儿，慢慢更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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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齐获名誉授勋

难忘的“柬埔寨”勋章

《赏罚》

履历书（即简历）的最后都会有“赏罚”这一栏。为了让我这履历书也符合规矩，我就在这里写写自己的赏罚经历吧。

首先从罚开始，我在战后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十一月，接受了开除公职的命令。虽然也有人说这其实并不是惩罚，但我还是把它解释为惩罚。因为我的言论和就职的自由被限制了。这就是一座没有铁栏的监狱。

我之所以会被开除公职，理由就是我在战时是上海的中华电影的负责人——也就是说我是占领地区内所谓“国策公司”的负责人——一个完全教条式的理由。

结果就是，我连从昭和十四年（1939年）以来一直担任的东宝董事一职也辞了，海外旅行也被禁止了。我一直希望战败以后能够立即开始重建战前的东和，但是这样一来，就完全没有办法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年。所以，我将其解释为对我非常重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二十五年（1950年）秋天，“公职流放”一解除，我就马上于翌年春天乘飞机由日本出发，奔赴戛纳国际电影节去了。

至于奖赏方面，我于三十九年（1964年）被授予“蓝绶褒章”，四十八年（1973年）被授予二等功“瑞宝章”，此外，还获得过一些国外的奖章。我妻子KASHIKO也于三十九年（1964年）获得“艺术选奖”，四十九年（1974年）获颁“紫绶褒章”，而这次在我连载这份履历书的期间，她又意想不到地被授予了三等功“瑞宝章”。夫妻俩有生之年能够一齐获得授勋，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不过对我而言，有三枚勋章是特别难忘的。

其中之一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春天获得的柬埔寨王国的“Légion d’honneur”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时，驻日法国大使把我叫去，这么说道：“大使馆现在在维希政府[1]的统治之下，所以没法颁给你法国原来的‘Légion d’honneur’勋章。作为补偿，我们赠送给你殖民地柬埔寨王国的勋章。等战争结束以后再把真正的原物给你吧。”

在亲德色彩强烈的当时，我还放映法国的文艺电影，并在青年层中博得好评。似乎正是这一点得到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后来，日本与法国成了敌对国的关系，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也表示“Légion d’honneur”勋章暂时不能颁给曾是敌对国的国民。因此，我第一次被授予真正的“Légion d’honneur”勋章已经是在四十三年（1968年）春天了。与此同时，我妻子也获得了我曾得到过的“艺术文艺勋章”。此外，妻子在五十三年（1978年）还获得了意大利的“Cavaliere”勋章。

我之所以对柬埔寨的这枚勋章特别难忘，是因为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得的勋章。

另外一枚，是在上海迎来战争结束的那年春天，由于我在对全面和平运动，亦即与重庆方面的讲和上尽力的功劳，南京政府颁给我的“同光勋章”。但是，在由上海遣返回国的船上，我被威胁说，如果带着这种东西回去的话，就会遭到占领军的惩罚，于是不得已只好丢在玄界滩[2]了。其实完全没必要扔掉的，现在想想真的很可惜。

至于第三个难忘的回忆，则是在三十四年（1959年）九月，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我获赠了意大利政府颁发的“commendatore”称号与勋章。

在电影节主办方邀请各国代表团举行的鸡尾酒会上，代替旅游部长授章的电影节总裁、上院议员Ponti[3]表扬了我“以电影致力于东西文化交流”的功劳，并亲自为我戴上了勋章。我的谢辞如下所述：

“距今大约七百年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向世界介绍了日本的存在。八年前，同样是威尼斯的电影节授予了《罗生门》最高奖项，由此也让全世界知道了，日本人也有制作优秀艺术电影的能力。在这个与我有缘的电影节上，能够获得如此的荣誉，实在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了。”

随后我便手握香槟杯，在各国代表团之间逐一敬酒。我的妻子由于正在参加爱丁堡的电影节，所以未能列席，不过十八岁的女儿和子后来向母亲汇报了当时的情景：“爸爸脖子上挂着勋章，像只小狗一样活蹦乱跳的。”

（东宝东和会长）

==全文完

[1]即“Régime de Vich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

[2]日本九州西北部的一片广阔海域。

[3]应该是Carlo Ponti，但手头没有相关资料予以确认。“总裁”的措辞也是直接来自日文原文，川喜多口中的“总裁”是否就是“主席”，也不敢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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