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教授为我口试

反日运动激烈的徒劳的每一天

《北京大学入学》

我所就读的东京府立四中是所很好的学校，几乎就相当于进第一高等学校（旧制）的预备学校。府立一中（现在的日比谷高校）与四中的一高入学率是全日本最高的，对此校长也是颇为得意。他在学生训话时高兴地告诉我们，去年的赢家是一中，不过今年却是四中得胜。我并不想走这条路，只是想着要快点到那片大陆上去。

在三年结束的那段时间，我便开始热心地学习起汉语来了。我参加了在神田的殖民贸易语学校的中文科，同时也有中国人给我个人授课。

我为了进北京的学校而于大正十年（1921年）八月远赴中国。

因为只凭着在日本学的那些中文，我没有自信能够听课，于是便入住了教日本人中文的同学会的宿舍。这里就是研究中文的军人、官吏、商人、外务省留学生等齐聚一堂的一个梁山泊。

学生们一到晚上，便拿着一元银币到前门外去“打茶围”。借口便是与中国美女们练习实地会话。

南班（老北京的青楼女子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里面俱是苏州与上海的美女。而北班则是北京、天津的女性，不似南方女性那般俏丽。不过尽管学习的是北京话，本应去北班，但大多数学生仍是去美女居多的南班进行“研究”的。

后来我总算对自己的中文有了自信，而总是与日本的留学生们住在一起也没什么意义，于是我便将住处搬到了大兴公寓，并去考了北京大学。因为是外国学生，所以也没什么特别难的考试，胡适教授对我口试过后，便让我进了文学系的哲学科。

北京大学有四千名学生与四百名教授。我没有见到过其他的日本学生。

那段时期，正推行着以旅美归来的新锐教授胡适博士为中心的白话文运动。我很喜欢读胡适教授的白话文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另外，常来大陆饭店吃牛尾的辜鸿铭先生的东西文明比较论，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每周在晨报副刊上刊载的白话小说与诗我也很爱看。鲁迅的《阿Q正传》最早也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

我之所以进中国的大学，与其说求学，倒不如说更是想找到一些年岁相仿的友人与同志。我的理想便是在日中两国年轻人的全新感觉与理解上，筑起两国提携合作的基础，并创造一个安定的亚洲。

然而，从三年前就已爆发的“五四运动”等等当中就可以看出，想在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抱有强烈反感的年轻中国学生中找到朋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每天出入学校，白白浪费日子的我感觉如坐针毡。

我的表哥在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公司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与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日本代表Hans Bernstein往来甚密。通过这位Bernstein的介绍，德国男爵Georg von Stietencron有一天造访了我的宿舍。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六岁，身材修长，戴着单片眼镜，一副贵族派头。他很有钱，是来北京买古董的，所以我每天都陪他去逛北京城内城外的古董店。

Stietencron男爵非常博学，视野也很开阔，因此我向他阐明了自己的心声，还讨论了将来与前途。于是他便劝我“既然如此，就去德国求学吧”。他忠告我：“只呆在东洋独善其身却不知欧洲文明，是非常危险的。应趁着年轻，去欧洲体验一下。”

另外，他还说道：“德国目前正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对于外国人来说，生活花费尤其低廉，要去便趁早。不过，若去柏林之类的地方，外国留学生很多，学不了德语，也无法研究真正德国人的生活，所以还是去个乡下小镇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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