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妒我成功者告密

觊觎电影发行权的计谋

《间谍嫌疑》

昭和七年（1932年）三月，我遭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灾难。

几个警察出现在公司，把我带去警视厅后，拘留了下来。而那些与外国通信的文件也被没收了。

审讯是以我从哪个外国人那里接受了多少出资，并是如何使用开始的，且从始至终都在盘问我这其中有没有用作不正当目的的不正当资金。换言之，就是怀疑我是间谍。

妻子为了不让在一起生活的我的母亲担心，便瞒着母亲说是我“临时又出去旅行了”。他连着几天去警视厅要求见我，但却始终得不到允许，于是便撂下狠话说“不让见面就不回去”，从早到晚坚持在那里。最后可能是警察也拗不过她了吧，终于在数日后让我们见面了。

会面的时间很短，而且是在警察的监督下，不过我趁着离开的时候，悄悄把一张小纸片交给了她。上面用潦草的法语写着“À nous la liberté”。

《À nous la liberté》（自由属于我们）——那是东和所拥有的一部雷内·克莱尔的还未公映的杰出影片的名字。妻子当时似乎只是以为这片名中寄托着我的心境，不过后来她很快也明白了。事实上，这其中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当时有一个电影通讯记者来向她动员道，只要把《自由属于我们》的发行权无偿转让给“某方面”，便可以去警视厅“活动活动”，把我放出来。原来这一切都是被设计好的。

而警察本身没有任何证据便来抓人，则毫无疑问肯定是某人告的密。只要听到有国际间谍，根本无需落实旁证，便直接抓走审问。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实在无法想象，但当时的警察就都是这么做的。

我之前也有提过，在东和成立以前，本来有一家公司是由我出面联系乌发电影的发行权的，但由于经营不善，后来便倒闭了。而那公司的余党却经常来我这里跟我讨钱，大概是看到我这个在电影界无头无脸的人逐渐成功，便眼红了吧。可是我也不能像这样老是听他们无理的要求。被拒绝后为了泄恨，他们最终便告密了。

日语总感觉有些不是很流利，但德语和中文却说得很好。虽说童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但总好像是个日中混血儿。公司使用的是外国资本，每年还要到外国去。就这样，臆测加臆测，最后竟凑齐了捏造我是国际间谍的要素。但是，既然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历，再怎么查也不可能查出所谓的“犯罪证据”来的。

了解了抢夺《自由属于我们》的计谋后，妻子也断然拒绝了肮脏的要求，等待着我的冤屈被洗清的那一天。她去见了预审的判事（法官官名），并向他说明了一切幕后的诡计。说着说着，她不由得大声哭了出来，向判事恳求道：“请您早日让川喜多获得自由”。默默听她讲述的判事，仿佛是自言自语般地嘟囔道：“被妻子如此深爱着的人真是幸福啊。”

不久，被拘禁了四周的我就便释放了。判事当时跟我说：“这件事情很明显是个圈套，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以诬告罪起诉他们。”，但我拒绝了。我不想再跟这种事情有任何关联。

为了治愈疲惫的身心，我们夫妻两人去了云仙旅行。

“你与我若是年轻勇敢而坚强，多少山河也要笑着越过”

妻子的这首短歌做得并不是很好，但却是性情之作，饱含着真情。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我便开始极度警惕与日本的那些电影相关人员合作共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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