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有识之士评价甚高

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但次年即关闭

《致力于“教育电影”》

以与德国乌发公司的签约为契机，东和商事映画部的业务也急速扩充，生意兴隆。我之前也提到过，由于电影事业并不牢靠，无法预卜，因此我们公司的章程中，除了电影以外，也做其他的各种东西，不过实际上，到最后我们也没做过那些东西。

我一直在寻思着要把乌发与剧情片一样注重着的“Kultur-Filme”介绍到日本来。乌发当时在Nicholas Kaufmann博士的主持下拍摄了众多如动物珍奇的生态描写、显微镜摄影以及高速摄影与低速摄影下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启发性的科学教育等一系列优秀的短片。

于是在昭和五年（1930年），我在东和公司中设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此类电影的“教育映画部”。“Kultur-Filme”后来依其字面的意思被称作“文化电影”，不过在那个时候感觉比较难以理解，于是便给它起了个很容易明白的名字：“教育电影”。

在《电影旬报》的同年一月二十一日那一期上，我们登出了一则以“值新春之际，向电影界投入的一项黎明运动！教育电影进入大众！”为标题的教育映画部成立的广告。在广告中，我们提倡道：“在娱乐民众的同时给予启发的教育电影，如果仅仅是提供给学校以及一些有限的社会团体的话，那岂不是就像将灯火隐藏在水箱中那般愚蠢吗？教育电影要进入大众！”正如文意，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教育电影在普通影院中上映。

然而，与欧美不同，在这个连首轮影院也实行两部长片连映，有时候甚至是三部连映的我国的上映形态下，这种教育短片几乎根本不被当回事。只有一部分的有识之士对此评价甚高，其中寺田寅彦（日本物理学家、随笔家、俳句诗人）等人都是最热心的支持者。

后来，电影法于昭和十四年（1939年）正式施行，日本开始将同欧美一样的，一部长片与文化电影、新闻电影并映的形式法制化，而东和商事教育映画部也改名为文化映画部，并骤然焕发出了活力。当时，一直忙于应付作品需求量的日本文化电影制作者们首先拿来做参考的，就是乌发的文化电影。

如今，日本纪录电影的技术以其在显微镜摄影与微速摄影下的细致描写而引领世界。这也可以算得上是我们以赶上并超越乌发的文化电影为目标，不断努力下的结果吧。然而昭和五年（1930年）的当时，文化电影根本不入那些放映商的法眼，完全赚不到钱。

就在那个昭和五年（1930年）的秋天，东和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因为在与乌发的合同中，发行地区除了日本之外也包括中国，而我本人也对中国有着特别的留恋。

在国际都市上海，当时美国电影的分公司比比皆是。然而对于欧洲电影来说，完全就是块处女地。我计划着将欧洲电影打入几乎百分百被美国电影所占据的上海的外国电影院。

这个做法基本上是成功了。《柏油路》改成了《欲海情天》的中文名字上映后很受欢迎，而后续的一些作品评价也都很好。至于《巴黎屋檐下》，东和也同样获得了其在中国的发行权，总之业务发展得很顺利。

但是，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发生了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各地的排日运动也日渐激烈，而次年一月开始的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又再次火上浇油。由于这个原因，东和商事的上海分公司也于当年夏天不得不被迫关闭。

虽然只有这样区区一年多的时间，不过这也应该是欧洲电影在国际都市上海获得成功的唯一一个时期了吧。

后来，在日中战争（即我们的抗日战争）中，日本占领了上海。那时候，在派遣军强烈的要求下，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华电影”的电影公司。在那里工作时，我听说了那些中国的老影迷们仍然很怀念在东和上海分公司时代所看过的欧洲电影，感觉非常开心。另外，在那之后的年代的影迷，甚至连一个欧洲导演、欧洲明星的名字都不知道，这也挺令我吃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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