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电影遭放逐

库存见底，事务所关闭

《战时的统一管制》

昭和十五年（1940年）一进入后半年，电影法所提倡的公益，即在战时体制下，为了国家利益而对电影界所实施的统一管制也愈发严格，次年的十六年（1941年），电影界全面进入了所谓的新体制。

首先，日本电影的制作部数被限制了，松竹、东宝、日活、新兴、大都这些大公司都被规定一年四十八部长片，而总数则为十家公司合计二百七十八部，上映也被强制为了单片放映。

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也有动作。东和的教育映画部是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改称为文化映画部的，并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已发展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规模，而在这一年，它与松竹、东宝的各个文化映画部合并成为了大日本文化映画协会。我被选任为协会的理事长，而东和的文化映画部也随之消失了。

这一年的外国电影发行配额是总计七十一部，其中东和的十三部是最多的，但由于后来时局与状况的发展，最终也只上映了八部。

七月，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与英美之间的开战一触即发。在这种迫切的形势下，电影界按内阁情报局的行政指导进行了重组。

日本电影的制作公司被合并统一成了松竹、东宝与大日本映画制作（大映）三大系统。制作的数量也被限制为三家公司每月六部，拷贝数则为一部作品三十个。发行机构逐渐一体化，最后吸收了日本各家电影公司的营业部员，于十七年（1942年）二月成立了社团法人映画配给社。

至于外国电影，当局还没出具体方案，就到十二月八日开战了，从那天起，美国各电影公司在日本的分公司都被取缔了发行业务。英美电影被定性为敌性电影，即日起便被从全日本的电影院撤出。

东和虽然没有发生那样的状况，但一到次年的十七年（1942年），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因此，一直到三月下旬，我们把尚未公映的四部德国影片陆续发行完以后，就解散了映画部。

在审查有效期限内的一百三十种长片与九十四种短片的库存拷贝，我也全部委托给了于四月一日开始业务的映画配给社。于是，我把一百二十余名社员，除了女的以外，全部调到了后面会讲到的中华电影以及映画配给社与其他公司。

细想来，从我昭和三年（1928年）创业以来的十三年半中，所引进发行的影片以欧洲作品为主，长片有二百四十八部，而短片已超过了三百部。

东和的试映室里，聚集着许多从充满艺术性的欧洲电影中寻求精神食粮的人们。电影评论家与记者自不必说，其中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与外国文学学者。狭小的试映室，感觉就好似这些文化人的沙龙。

于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与影响下，以学生层为中心的年轻人中，欧洲电影的爱好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如今，能够从那些人口中，听闻他们为年轻时所看的无数名片所感动，并且在人生道路上也受到了良好的精神影响，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虽然事务所是关闭了，但东和商事在形式上还是继续存在的，从委托的库存拷贝收益中扣除管理费后，还留有一百三十九万日元，我将这笔钱以“川喜多基金”的形式存了起来。

昭和十八年（1943年）六月十三日的东京新闻上面，报道了这个川喜多基金所实施的捐赠，具体数额如下：映画科学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中华电影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南洋映画协会损失填补金约十六万日元、大东映画配给联盟结成基金五万日元、大东亚学寮补助金五万日元。以现在的货币价值来换算的话，不知道有多少钱呢。另外，这个川喜多基金后来还出了五十万日元的战后归国电影人救济资金。

我好像是特别喜欢捐赠。《国家的节日》那时候就是如此，我对我认为好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出钱。我之所以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捐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我会在下一次中讲到的，那时候我在大陆参与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而且已经做好了无法活着回来的心理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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