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一时的和平

迎来法国电影的全盛期

《战前的黄金时代》

言归正传。与乌发的关系恢复后，昭和九年（1934年）以德国的歌舞片（Operette）揭开了热闹的序幕。分别是《Bomben auf Monte Carlo（Bombs Over Monte Carlo）》（Hanns Schwarz导演）与《Der Kongreß tanzt（Congress Dances）》（Erik Charell导演）这两部影片。其中《Das ist die Liebe der Matrosen》与《Eine Nacht In Monte Carlo》，以及《Das gibt’s nur einmal》与《Das muss ein Stueck vom Himmel sein》这些两部影片的主题歌更是传唱至大街小巷。

而法国电影，则在5月份上映了号称真正的文艺电影第一号的，由朱利恩·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导演的《Poil de carotte（The Red Head）》。此片的反响非常之好，以至于没看过本片的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这便是之后掀起的Duvivier风潮的开端。同年秋天，杜维威尔的另一部杰作，颇受好评的《Le Paquebot Tenacity（S.S. Tenacity）》也公映了。

东和的发行上映片数当年也是达到了三十三部，比上一年的十六部翻了一番。

这一年的夏天，我与妻子在时隔两年后再次踏上了欧洲的旅途。经由西伯利亚，在七月三日到达柏林后，又相继造访了巴黎、伦敦、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等地。根据妻子日记中的记录，直到八月十四日我们由柏林再次出发为止的四十三天里，我们共看了一百七十一部影片。算下来平均一天看四部，其中我们签了四十九部的合同。

就这样，东和成长为了每年发行影片三十部以上的大公司。昭和十年（1935年）是三十四部，十一年（1936年）是三十六部，而十二年（1937年）则是由于大藏省（现为财务省，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关于进口片数限制的通告以及响应其政策的首轮影院的单片上映制度，我们的发行片数也减为了二十七部，但这其中仍包含了很多在艺术上评价甚高的优秀作品。

正因为如此，在那些电影相关的专家中，有不少人都把这段时期称之为东和战前的黄金时代。那也是在以卢沟桥的枪声为始的漫长战争之前的最后一段和平的日子。

我与妻子去欧洲的昭和九年（1934年），已经是纳粹夺得政权的第二年了，德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德国的电影界也在排除着犹太人，呈现出一片纳粹气氛，我就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而与此相对的，法国电影却迎来了其百花缭绕的全盛时期，这对东和来说是再好不过了。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雅克·费戴尔（Jacques Feyder）、之前提过的朱利恩·杜维威尔，以及稍迟一点的让·雷诺阿（Jean Renoir）。在那个时代，只要谈到电影，必然是法国电影，进而便是这四大导演。

在之前欧洲旅行中，我们还搞到了两部维也纳影片，《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Lover Divine）》（Willi Forst导演）与《Masquerade in Vienna Maskerade（Masquerade in Vienna）》（Willi Forst导演），这也是一大收获。在纳粹旋风席卷之下，维也纳却仍是别有洞天之地。以作曲家舒伯特为主人公的《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是昭和十年（1935年）公映的，上映后大受好评，一整年在东京都有影院上映。而随着以肖邦为主人公的法国影片《La Chanson de I’Adieu》（Géza von Bolváry导演）紧接着上映，媒体界也流行起了“乐圣电影”这个名词。

在那段时期，我们还首次引进了意大利电影，另外，英国的《Man of Aran（阿兰人）》（罗伯特·J·弗拉哈迪导演）与捷克的《Extase（Ecstasy）》（Gustav Machatý导演）这两部颇具特色的作品也令我很难忘。

昭和九年度（1934年）以后的入选《电影旬报》十佳的东和作品如下：

九年度（1934年）=①《Le Paquebot Tenacity》（朱利恩·杜维威尔），②《Der Kongreß tanzt》（Erik Charell），③《Poil de carotte》（朱利恩·杜维威尔），⑥《Don Quixote（堂·吉诃德）》（G·W·帕伯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

十年度（1935年）=①《最后的亿万富豪（Le Dernier Milliardaire/The Last Billionaire）》（雷内·克莱尔），④《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Willi Forst），⑥《La Chanson de I’Adieu》（Géza von Bolváry），⑨《Man of Aran（阿兰人）》（弗拉哈迪）

十一年度（1936年）=①《Pension Mimosas（米摩沙公寓）》（雅克·费戴尔），④《Maria Chapdelaine》（朱利恩·杜维威尔），⑤《天涯海角（La bandera/Escape from Yesterday）》（朱利恩·杜维威尔），⑥《罪与罚（Crime et châtiment/Crime and Punishment）》（Pierre Chenal），⑧《Du haut en bas（From Top to Bottom）》（G·W·帕伯斯特）

十二年度（1937年）=①《英雄的狂欢节（La kermesse héroïque/Carnival in Flanders）》（雅克·费戴尔），②《La belle équipe（They Were Five）》（朱利恩·杜维威尔），③《底层（Les bas-fonds/The Lower Depths）》（让·雷诺阿），⑧《Le Golem（The Golem）》（朱利恩·杜维威尔）

另外，昭和十四年（1939年）四月，考虑到不安的国际形势，一直以来的外国资本也全部由我们夫妻俩扛了下来。次年四月，我们的事务所也由海上大楼旧馆七楼搬到了新馆的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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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出来本来就是给大家看的，个人的转载或引用我完全没意见，注明一下出处就OK了。但是报纸、媒体之类的起码事先给我打个招呼吧，哪怕不打招呼，但起码也给我注明一下来源吧？解放、网易转载你们这篇的时候会注明来源：xxx报。那你们在写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应该要注明一下来源吗？

我翻译的本意是给所有想看川喜多的人看的，我并没有半点好处与利益，所以我也没有去考虑过它原本的著作权问题（作者也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但我至少在我连载的第一篇上，就已经很明确地注明了出处与作者。这些内容是免费翻给大家看的，而不是免费翻给报纸或媒体作报道的。

最近处在人生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所以无暇顾及这里，一旦稍微安定下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剩下的15篇《履历书》连载出来的，但我真不希望后面有的内容仍被恬不知耻地拿来作了“本报综合”，否则我真要怀疑自己公开翻译这些东西意义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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