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兵队的勾当

侵犯主权——清国的报纸展开争论

《父亲之死的谜团（下）》

然而父亲之死的谜团，并没有因此就得以彻底解开。我在那之后也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想办法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后来我终于在战后，从当时的中国（清国）所出的报纸上搞到了一些涉及到此事的报道。而由这些报道，我也知道了这起事件在当时作为“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曾引起过很大的外交问题。

将这些报道整理综合后，父亲遭逮捕的情况似乎就如下所述：

那时候我父亲改名为“张寿芝”，并成了清国人，住在一个清国人的家里。而一队日本宪兵便闯进了那里。其中两人负责看守入口，其他人则穿过院子进去了。当时父亲卧病在床，女佣人听到窗外有声音便告诉他，于是他爬起来向窗外看，就在这时，子弹打破窗玻璃飞了进来。据说日本士兵共打了四枪。根据一个与父亲同住的祁姓男孩的口供，日本士兵共有四人。

父亲一倒下，日本士兵们便将他搬上了他们所乘而来的车。随后还对房子进行了搜查，将屋子里一切好东西尽数带走了。车子出大门时曾有中国的警察上前盘问，但他们没作任何回答就扬长而去了。警察也曾一度追踪至日本公使馆，并要求其就“没有得到清国当局的许可，为什么能够进行这样的逮捕？”的理由进行解释，但对方只是甩出句“早晚会给你解释的，不要多管闲事”，就不再理睬了。

这起事件后不久的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八月十一日的英文报纸《北京·天津Times》（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就在其题为《治外法权》的社论中如此写道：“这起事件是一起侵犯清国主权的异常事件，居住在北京的有代表性的清国人不论立场，均对这起事件陈述了强硬的意见。”

两天后的十三日，这张报纸又有如下报道：“清国政府对这起事件表示严重关注……政府指示驻日清国公使胡惟德就本次事件，在东京督促日本国外务大臣的注意，同时也在与驻京的日本代理公使阿部进行交涉中……如果日本公使馆拒绝对本起恶性事件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此事件就将被视作是完全起因于日本人对清国的轻视与侮蔑，并向其他驻京的外国代表团请求对此事件的是非判断。”

另外，北京发行的中文报纸《新闻报》也在其八月十四日的那一期上进行了激烈的评论，称以前孙文（中山）在英国驻清国公使馆中被强行带走并非法监禁的事件发生时，曾经成为了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一起重大交涉案件，而最终孙文被成功释放。该报将此引以为例，表示父亲的事件是对清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我看着这些报道，并没有对任何人产生怨恨的感觉，只是觉得时代的不同真的很可怕。那时候到底是动乱的时代啊。

我是不想对父亲的问题再更加深入了，之所以要像这样写那么长的内容，只是因为我想珍惜这好不容易才回复到本该有的姿态的日中关系。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大陆与住在这个岛国上的人们的友好亲善关系，比起那些住在大陆的人来，对我们这些住在岛国上的人们更为重要。

我认为将来可能会有日本的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应中国的邀请移民过去，或是改为中国国籍。那时候，我们不应该去责难或迫害这些人。像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他们以本国有才干的人移民美国或改美国国籍而为荣，并向他们送去祝福。

战后，我在神田的一家旧书店买到了一本关于陆军大学毕业生的昭和七年度（1932年）的参考资料。我翻了一下，第十七期毕业生的那一栏里，父亲的身份是炮兵大佐（上校）。另外，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出版的上法快男所编的《陆军大学》一书中，也是写的“大佐”。父亲应该是以大尉的身份死亡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就晋升成大佐了，这至今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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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的“异常之死”

赴北京访问以前是父亲学生的将军

《父亲之死的谜团（上）》

昭和八年（1933年）那年，自东和创立以来，我第一次没有踏上欧洲的土地，而是去中国进行了一次难忘的旅行。

关于父亲之死，我只是在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听过，后来却再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详细的情形，因此为了探寻这起事件的真相，我也曾耗费了不少心血。

后来我打听到，当时在日本流传着许多关于那件事情原因的谣言，甚至有一些是诸如“泄露了国家机密”、“卖国贼”之类的辱骂与诽谤。母亲为了不伤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也受了不少累。

我在学生时代曾到北京去搜集过公文公函之类的东西，希望能够找到些什么相关的资料。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搞到了一本上海“Mirrors Review”出版社于1920年十一月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名士录》，我发现在其中的丁锦将军（时任中华民国航空局长官）一项中，有写着关于我父亲的内容。

从那上面我得知，丁锦将军是江苏省无锡市出身，当时四十二岁。他是在上海的南洋大学学的日语，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后去了北京，在段祺瑞将军身边担任翻译关于兵法战术的所有日语文献资料的工作。后来，他又进入保定的北洋军官学校学习，三年中，所有科目成绩均为第一。1902年毕业后，他成了冯国璋将军的部下。在冯将军被任命为北京的王室陆军大学（陆军贵胄学堂）校长（总办）以后，丁便执起了教鞭，训练那些皇族和贵族子弟们。

以下所引用的文字是我自原文翻译而来的：

“1905年，身为军事评议会成员（即陆军部参事）的丁将军，师从一名叫做川喜多的日军军官，学习军事科学与用兵学。川喜多按照与已故袁世凯大总统的约定，同意了成为中国人，并为中国培养强力的军队。军事评议会议长（即陆军部大臣）铁良将军在袁世凯的要求下，选拔十个少壮军官来接受这个日本军官的个人教学，同时免除他们出席军事评议会的义务，丁将军便是这十人中的一人。”

我终于找到了解开父亲死亡之谜的一条线索。趁着东和的事业已顺利上轨道的大好时机，我便去北京造访了丁将军的家。将军非常友好地将我迎入会客室，并说我长得很像父亲，又询问了一些关于我家里的事情。他表示，虽然一直都记挂着我们，但考虑到自己这边写信过去的话，或许反而会给我们添麻烦，所以就一直没有联系。

我通过丁将军了解到了以下的事情：

我父亲大治郎在保定的北洋军官学校任期结束以后仍然住在北京，他与袁世凯有过约定，已经入了中国籍，并抱定着将遗骨埋在中国的决心，诚心诚意地担任着中国精英军官的教育工作。然而，这种以中国陆军现代化为目标的特别教育对日本方面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当时在北京的其他日本军人中，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反感。

父亲感觉到了自己的人身危险，于是在自己学员们的保护下，不断更换着住所。然而不幸的是，在1908年八月的一天，有几个日本士兵带着手枪出现了，他们击中了父亲的腿，在父亲倒下后便将他带走了。两、三天后，大家才接到了父亲死去的消息，但是谁也没能确认到他的遗体。

以上便是我从丁锦将军那里打听到的关于父亲之死的消息。

丁将军还召集了那些住在北京的父亲以前的学生，为远道而来的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到场的无不是威风凛凛的将军。其中有一位李炳之将军在宴会上，将父亲的遗物，一把日本短刀还给了我。

这一次的会面，成为了我一生也难以忘却的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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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队列包围了帝剧（帝国剧场）

开始尊敬与信赖妻子的眼光

《穿制服的女孩》上映

首次带上妻子同行的欧洲旅行并不俱是一帆风顺。对东和来说如命脉一般的乌发公司在合约更新之际，以其所有作品的有声化为理由，要求追加一些额外条件。

虽然我们再三进行交涉，但对方始终不肯让步。结果我们只好把合约暂时搁置，等待着对方态度的软化。

不过与此同时，这也坚定了我成为将来铁定是乌发对手的“Tobis”公司的代理商的想法。Tobis虽然是新兴的公司，但它除了德国以外，也扎根于法国和奥地利，因此我觉得这或许也可以帮助东和拓宽作品范围。

就这样，昭和七年（1932年）秋天，我们不得不在没有乌发作品的情况下度过难关，上映的作品也减至十二部，比上一年少了五部。不过，在这些作品中，我之前也有提到过的《自由属于我们》在战胜苏联影片《生路》（Putyovka v zhizn/The Struggle of Life，导演为Nikolai Ekk）后获选了《电影旬报》十佳第一名。

次年即昭和八年（1933年）的二月一日，《穿制服的少女》终于公映了。是东京的帝剧、大胜馆、新宿松竹座以及大阪、京都、神户各自的松竹座一齐上映的。

本片试映的反响非常好，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不过，对于赞辞中“只有女人才做得出的电影；只有女人才能理解的电影”这一点，我还是有着一丝的不安的。然而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开映前三十分钟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冒着护城河吹过来的寒风排队的观众居然把整个帝国剧场围了好几圈！《穿制服的少女》大获成功，而连这个片名甚至也都成了女学生的代名词。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我便对妻子在电影选取上的判断充满了尊敬与信赖。而她也确实为我选到了许多在艺术上极为优秀的影片。

顺便提一下，在没有乌发作品的期间，作为补充，我增加了一些法国电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雷内·克莱尔的《巴黎祭》，原片名为《七月十四日》（Quatorze Juillet/July 14th），是法国革命的纪念日，但我们希望将这部影片所细致描写的巴黎平民区那种平民的感觉注入到日本片名中去，于是在大家的讨论下，最终将其命名为了《巴黎祭》（“祭”为日本的平民盛会或节日）。

这部影片热映后，在日本将七月十四日唤作“巴黎祭”的这种称呼也变得习以为常，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了。十年前大阪世博会时，雷内·克莱尔来过日本，我向他说明了这个日本人制造的新词，并跟他说，这起因于他的那部作品，结果克莱尔自然是非常吃惊。

《电影旬报》当年的十佳中，《穿制服的少女》位列第一，《巴黎祭》居第二。而我们的隐忍不屈也得到了回报，乌发终于在年底屈服了。

那一年，在日本电影界中还属于新电影公司的“PCL”决心开始独立摄制影片，而东和也承担了他们所有作品的发行工作。

“PCL”是“写真化学研究所”的英语头一个字母的简称，于昭和六年（1931年）二月成立，本是拥有最新技术的洗印所，恰好在那时候，因有声片时代的到来，他们也齐备了录音棚器材。最初PCL是承包着日活所拍摄的有声片的所有录音工作，但后来由于日活经营状况恶化，生意便告吹，而投下了巨资的录音棚也派不上用场了。于是最终他们便决定开始独立制作电影。

当初担任PCL的制作负责人，在第一线指挥工作的是后来活跃于东宝公司的森岩雄。森当时来找到我，由于东和跟松竹的关系不错，因此他希望能够通过东和的关系，让影片在松竹系统下的影院上映。与他谈过之后，我对他那种意图给保守的日本电影界带来新风的理想主义很有共鸣。我当时就认为，决不能毁了这株新芽。

由东和所发行的PCL作品，直到昭和九年（1934年）二月PCL开始独立发行为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共计有十一部。这个PCL后来改名为“东宝映画”，最终成长为了如今的“东宝”这颗大树。后来松竹的大谷竹次郎还跟我开玩笑道：“因为是你拿过来的，我才让PCL的影片上映的，结果现在可了不得了。要是在它还是幼芽的时候掐掉就好了，真是后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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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适合日本”的电影

在《穿制服的女孩》上意见相左

《乘船去德国的旅行》

给我们夫妇俩带来过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的问题名作《自由属于我们》于当年（即昭和七年，1932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在大阪与神户的松竹座（剧院）先行上映，随后于五月五日开始在东京的帝剧（帝国剧场）正式公开，并大受欢迎。观众不分男女老少都很喜欢这部影片，而我和妻子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俩人坚持到底，为对抗对手的奸计而付出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每年天气一转暖，我就要像候鸟一样只身前往欧洲，这已经成了惯例。不过那一年，我是和妻子一起去的。对于在我遭难的四个星期里奋不顾身地为我奔走的妻子，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一次旅行也可以说是结婚第四年的新婚旅行吧。为此，我们放弃了尽快途径西伯利亚去欧洲，而是选择了在每个港口都能停下来好好观光的乘船旅行。五月二十九日，我们乘“箱崎丸”从横滨出发，途径苏伊士运河，于七月八日抵达那不勒斯，花了四十一天。随后，我们又从那不勒斯由陆路北上，最后于七月十九日到了柏林。

在柏林有东和商事借的房子，到八月二十三日为止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俩人就一直住在那里。据当时妻子的日记里面说，她在那段时间里看了六十五部电影。虽然是次悠闲的观光旅行，不过一到柏林，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从早到晚埋头工作了。

一直以来，妻子和我都辗转于各国的电影公司试映室以及影院，努力地寻找着适合日本的电影。每次看完影片的试映，我们就会互相交换意见。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见都是基本一致的，不过偶尔有时候，在那部影片是否适合日本的问题上，我们也会持不同的意见。

这个“适合日本”对我们来说，并不仅仅是拿不拿到日本来放映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愿望是想进口一些能够多少为日本文化做些贡献的作品，所以要兼顾这两点有时候是很困难的。

《穿制服的女孩》（Mädchen in Uniform，导演为Leontine Sagan）这部影片的选定，是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因为那是妻子第一次跟我去外国旅行时所选的作品。

在这部作品的选择上，妻子与我的意见完全相背。关于这件事情的具体经过，在妻子的日记中记载得很详细。

“七月二十日晚上九点，去乌发展览馆（Ufa Pavilion）影院时，我偶然中见到那部一直都很想看的《穿制服的女孩》有上映。看过以后很吃惊，这部影片真的非常优秀。在电影的角度上，可以与克莱尔的《自由属于我们》相匹敌，而在文学层面上，也不输于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我为其细腻的笔触、深厚的韵味而折服。我当时觉得只要宣传一下，这部影片在日本应该也会很受欢迎的，但川喜多却不这么认为。

影片描写的是在一所规矩森严的女子学校的宿舍中，一个女学生对女教师的爱慕。出演者自然都是女性了，而甚至连导演、原作、剧本都是全部由女性操刀的。川喜多觉得这部影片完全没有明星，而女性世界中的那种同性恋般的感伤，根本吸引不了男性观众。有哪家影院会愿意上映！？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们去了Carl Frohlich的公司，就《穿制服女孩》一片进行交涉。由于还有其他访客，我们便约好了下次再见面。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七点，我在Spandauer的Ufa Kino影院又看了一遍《穿制服的女孩》，喜欢得不得了。后来川喜多说，如果xx美元（原文中是两个〇，也没有具体数字）左右能买得了的话，就当作是我第一次欧洲旅行的纪念给我买下来。

八月二日，我们又去了Carl Frohlich的公司商谈《穿制服的女孩》的事宜，没能达成妥协，对方约定第二天电话给予答复。

八月三日，《穿制服的女孩》的事情终于谈成了，我很高兴。

八月四日下午五点，我们在Bild und Ton公司内签了合约。

八月五日上午九点半，我们去Bild und Ton公司，付了《穿制服的女孩》的钱。并让他们把宣传资料送到日本。”

就这样，在妻子的“纠缠”下，作为她第一次欧洲旅行的纪念，我签了《穿制服的女孩》的合约。至于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映后是何结果，我们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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