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是个热情的影迷

作品选择也是两个人一起选的

《结婚》

加入我们公司的竹内かしこ似乎一开始看到“东和商事”这名字时，以为我们是普通的贸易公司。不过当她知道自己做的是与电影有关的工作时，作为一个影迷的她别提有多高兴了。我问了一些她的家庭情况，她父亲已去世，自己为了维持母亲与两个妹妹的生活也相当辛苦。

在我们这个只有寥寥数人的公司中，他是唯一的女性，因此自然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也是经常和她一起看电影、带她出去吃饭，还曾去拜访过她的家庭。

这一年的三月，我因为公司的事情要经由西伯利亚远赴欧洲。我对前来为我送行的她说道：“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乖乖地等我。”而她则叮嘱我：“西伯利亚的旅途肯定会很冷的，所以你要当心身体……”，并送给我三双厚厚的袜子，其中还附上了一首小短歌：

“穿越西伯利亚的风雪踏上旅途，心爱的妻子叮嘱我不要患感冒。——かしこ”

两个月后我一回国，便向公司的社员们宣布了我们两人要结婚的消息，并在公司创立一周年的十月十日，在上野的精养轩里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かしこ是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的，父亲是竹内俊雄，她亦是家中的长女。据说由于她出生时是处于假死（昏迷）状态的，所以家人给她取名为“かしこ”（这个日本读音若写成汉字则可写成“假死子”，日本人好变态呃。。。）。可能是父亲比较喜爱搬迁的缘故吧，她辗转于东京、横浜、大连（作者注的是现为中国东北的旅大，不过由于年代原因，现在旅大早已改回大连了）、秋田，光小学就换了十数所，最后总算在横浜落定，并进入了“Ferris女学院”。这所学校的教科书全部是从美国运来的，连地理与数学都是用英语教学。

四年级的时候，当时父亲不在家，她家在横浜本牧的房子因关东大地震而倒塌，她也被掉下来的房梁压住了手臂而无法动弹，而火势却在不断加大。她的叔叔气喘吁吁地借来了锯子，母亲一把夺过来，锯断房梁，好不容易才把她给救了出来。然而，她的父亲却再也没能回来。

Ferris的校舍也成了一片灰烬，她有一段时间转去了神户女学院，但是由于怀念Ferris，只在神户读了一个学期，便又回到了重建后的Ferris。

在以优秀的成绩从六年制的Ferris毕业后，大家劝说她去美国留学，但考虑到父亲去世后的生活，她却不得不拒绝了这个想法。不过，校长也给了她特别照顾，让她免费再读一年的研究科，同时，她也边做些翻译与家庭教师的工作，边学习英文打字与英文速记。

结婚后不久，我们去过一次Ferris的集市。她的朋友们听说了她与公司社长结婚的消息，都以为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谁知看到的却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社长，都显得十分惊讶。

此后的五十二年时间里，她一直身兼妻子与公司合伙人的身份，与我一起工作着。在当时，夫妇一起工作，而且不仅国内，连国外都一起去旅行的例子在日本还是很少的，因此我们两人也经常成为人家谈论的话题。

我一直认为我娶了个好老婆，非常幸运。她能够容忍任性的我，也热爱作为工作而接触的电影、并且认真研究，她为选出优秀作品而耗费的心血与努力，用语言是根本无法说尽的。

她经常不分昼夜地窝在放映室里，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在没有日语字幕的状态下，看了一万五、六千部各国的电影。一天看七、八部电影，而且不是作为娱乐，却是作为商品来看，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她为了节省时间，连吃饭也经常是在放映室里边看电影边吃个三明治就凑和了。像上午在巴黎看三部，下午开始又到伦敦去看四部这种事情也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都已经过了十二点了，我让她回旅馆，但她却一定还要再看一部，一个人在放映室或影院里奋斗到深夜。

因此，从这里以后的《我的履历书》，也就是我们两人共同的《履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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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名社员开始起步

还雇用了英语很强的和服美人

《设立“东和”》

兵役结束后的我，接受了Stietencron男爵与德国贸易商Otto Shake、法国人Andre Jamin等人的帮助以及资金提供，开始着手准备成立一家新的贸易公司。

那时候，德国第一的电影公司“乌发（Ufa）”也正打算进军日本市场，于是他们的外国部部长Hubert便来寻求我们的协助。但是我们的新公司还没有成立，接纳乌发的体制也建不起来。因此我们只有去寻找其他合适的业主，并将乌发与对方联系起来。

成为乌发的代理商不仅仅是一件有利的事，而且在当时也是非常光荣的，也算是电影界的一件大事了。但是，好不容易事情才谈妥了，却由于那位业主经营不善，很快便陷入了僵局。而后来我更是被恩将仇报。

这些暂且不谈，我们将公司的名字决定为“东和”。它意味着东洋与西洋，即东西方的友好与融和。

公司名的这两个字，是我在从德国途经西伯利亚回国的途中，登上朝鲜的金刚山，看到刻在奇峰俊石上的汉字而突然想到的。我试着口头发音了两三次，感觉这样的话，外国人说起来和记起来也都比较容易。

昭和三年（1928年）的十月，东和商事合资会社以事务所的形式在东京丸之内的东京海上大楼第七层借了个九坪的小房间，正式开始运作。

我们将要做的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此我是相当有自信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过做生意的经验，而且也听说电影的工作是伴随着诸多危险的，因此在公司章程上，除了电影以外，我们也做其他各种的商品。

当时在日本若是说起外国电影，那美国电影是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的。以最早在日本开设分公司的环球为首，派拉蒙、福克斯、联美、第一国家（First National）等主要的公司也都相继在日本设立分公司，而还没有分公司的米高梅是将所有作品的发行都委托给联美，哥伦比亚则是将某家日本公司作为其代理商。

至于与之相对的欧洲电影，除了前面说的乌发的代理商与另一家每年提供几部作品以外，其他连一家凑得齐三部一起进口发行的公司都没有。换言之，都是那些小商社的“一部头”。

东和商事在创立的当年也是只有一部《大总统（Der Präsident）》在松竹馆、葵馆和牛込馆上映。而且当时详细记述电影业界动态的《电影旬报》杂志的时报栏上也根本看不到东和商事成立的报道，而《大总统》也是被注为“进口公司不明”。

不过尽管如此，当时的我在一位记者的采访中还是自信地答道：“请期待十年后的我们的公司吧。”后来那人曾追忆起过这件事。我那时也是才2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吧。

公司刚成立的当初，除了我以外只有两名社员。后来由于与外国的通信逐渐繁忙起来，便决定雇用一名打字员。那年年末，我们在一张英文报纸上刊登了招募广告，并委托我的德国朋友来进行选拔，他也非常充分地进行了英语实力的测试。

在对数人测试过后，我那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人最具实力，人也很可靠，接着便为我介绍了一位名叫竹内かしこ（KASHIKO）的二十岁女性。她身穿和服，看起来很可靠，是个给人感觉很好的美人。

很快，从新年开始，我们就让此人加入了公司。最初委派给她的工作是翻译当时计划要出口的沟口健二的《狂恋的女师匠》的剧本。《狂恋的女师匠》是大正十五年（1926年）公映的日活京都映画作品，是円朝（三游亭円朝）的怪谈《累渊》的现代版，由酒井米子、中野英治、冈田嘉子等人出演。

她的翻译非常准确，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令我十分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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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太过无知

希望为东西文化交流出份力

《制作电影的决心》

有一次我从林根到汉堡去游览观光，并在那里的市立剧场里看了一场《蝴蝶夫人》。我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去的，希望能够与德国友人们一同欣赏这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著名歌剧。

一开始，到场的观众们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身为日本人的我。不一会儿，随着那熟悉的曲子响起，歌剧也揭开了序幕。不过只一看却令我大吃一惊。那都是些什么道具、什么衣服、什么化妆啊！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像话。出演者那令人作呕的神态，更是使得我无法忍受，看不下去了。

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日本吗？他们对日本的理解还仅仅是这种程度吗？一想到这些问题，我就非常不愉快。提起日本，外国人马上能联想到的就是《蝴蝶夫人》。可是这个样子可不行。我深切地感受到，像这出歌剧如此的做法，一定得想办法改改了。在那二十多年后的战后，我在意大利制作了一部国际合作影片《蝴蝶夫人》，那也是因为有这时候的切身体会。

这部《蝴蝶夫人》歌剧带给我的体验以及林根的外国人对日本人认识的匮乏，都令我异常难受。我当时就想，一定要用什么方法，尽快地让西方人了解我们的人情、风俗、习惯和文化。

而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在西方日常生活的文化中，有着许多非常合理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我同样也希望尽快把这些东西介绍到日本。

为此，我苦苦思索自己究竟该如何做法，而最终意识到，电影绝对是对达成这个目的有最大帮助的。那段时候在德国，有一部描写日耳曼民族英雄传说的影片《尼伯龙根之歌》长映不衰，创下纪录。我也从这部影片中深深感受到了电影这东西对人们的影响力之巨。

当时电视自然还是没有的，而海外旅行也与现在不同，只有非常小一部分的人有机会。就这一点来说，电影即是最有效，最适合于介绍相互的人情、风俗、习惯与一般文化的工具了。

想通后，我便开始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电影的工作，为增进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Stietencron男爵，并向他征求意见。他回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所以愿意和我一起开公司，从事这个工作。资金由Stietencron男爵与他的法国友人，里昂银行创立人之子Andre Jamin两人承担。Andre Jamin是个文学家，一生致力于德法亲善，也因此而闻名。

大正十三年（1924年）秋天，我回到了东京。由于原本已经过了征兵检查的适龄岁数，却因身在国外而得以延缓，所以这次回来即重新接受检查，并甲种合格。入伍地确定在日本统治下的北朝鲜罗南的第七十三连队。

由于离入伍还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便寻思着要学习俄语，于是去了哈尔滨，住在一个白俄人的家里学习，只可惜最后也没能掌握这门语言。

在接近朝鲜最北边的罗南，我对当地的风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外，这地方有许多从中国山东省移居过来的人，因此我也可以说上久违的中国话，非常开心。

后来好像是有什么人向宪兵队告了我的密。说我是海归，还持有危险思想。宪兵调查了我的携带物品，发现有英语、德语和汉语的书籍。于是我便被带走去问话了。当然最后怀疑是被洗清了，但也弄得我很不愉快，感觉这世上还真可怕。

当初入伍的时候，由于我的经历特殊，所以自然也就成了需被注意的人物。不过两年后，我却又被公认为连队第一模范兵，甚至还拿到了善行证书，并以伍长的身份光荣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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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了通货膨胀的恐怖

大地震的消息，仿佛“日本已沉没”

《德国留学》

我在Stietencron男爵的建议下坚定了赴德留学的意向，而他也为我安排，让我去位于德国与荷兰国境附近埃姆斯河畔的一座名为“林根（Lingen）”的小城。据说这地方的德语很纯粹，也很好。而我则要住在一对退休官吏老夫妇的家里。

于是我回了一趟日本，向母亲以及亲友们道别后，便于大正十二年（1923年）四月十九日，乘上了从横浜出发前往德国的货船。到汉堡七十二天的旅途很漫长，但却是段快乐的航海经历。我在船上迎来了自己二十岁的生日。

在林根的小车站，有十几个人前来迎接我。虽然大家都热情、亲切地接待我，但不知怎么的，我感觉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有些无法理解的样子。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有背于当地风俗习惯的事情而伤了他们的感情，后来便向教我德语的高校老师询问起此事。

老师答道：“你什么也没做错。只是我们对日本人的认识不足罢了。”随后他还告诉我：

“听说会来个年轻的日本学生，全城的人都非常好奇。由于从来没见过真正的日本人，大家便三三五五地议论了起来。有的人说日本人的脚都非常小，有的人说日本人留辫子黄皮肤。大家各自分享着自己的知识与想象。即便是来车站接人，虽说也有对远来之客的好意，但更多的还是出于那份好奇心。大家一看到你从车上下来，却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自然是十分失望了。”

我在林根住下不久的一天，德语会话的老师拿着报纸赶来我的住处。带来的是关东大地震的消息。那篇报道相当夸张，仿佛整个日本都沉入到了海中似的。当时的邮局并不受理发往日本的电报。大家都很为我担心，并热情地表示：“假如日本没了，我们会照顾你的，请安心地在德国生活吧。”

那段时间，我的德语会话老师TereJiya Dosto（日文拼法是テレジヤ・ドスト，网上实在查不到德文的拼法，只好硬转成了日文的罗马拼音- -）小姐对我特别同情，也非常担心我，照顾我。我对她非常感激。十天以后，终于知道日本还存在，我也总算安心了。

后来，我又经历过了百次以上的国外旅行，也养成了在当地，早上一打开报纸，便先查看日本有无地震、台风等天灾地变的习惯。日本的自然环境，最是令国民担心的了。

在林根，我体验到了通货膨胀的恐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被要求了一笔巨大的赔款，其结果便是，德国的货币价值暴跌，一落千丈。也在这寂静的乡下小城里引发了诸多的悲剧。

早上用一百万马克能买到一个面包（关于马克，以及面包的量词，拷贝下来的原文极不清晰，所以没法辨认，只能作猜测了），到了下午便涨为一百五十万了。我听到隔壁的主妇说花三百万买的肉，便去同一家肉店，结果在一个小时内，那些钱就只能买到一半的东西了。

物价后面的“0”每时每刻都在增加。而政府也赶着发行在普通的纸币上用红墨水加“0”后的新币。

由于有生以来第一次要用百万、千万来算帐，一些老奶奶之类的人有时候会误用千万的纸币来支付百万的东西，有时候又把百万的纸币误认为是千万的，结果买不成东西，由此也引发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悲喜剧。

有一个主妇因此便发疯了，她在精神病院房间里的墙上、床上不停地写着“000000……”。

在林根，我跟着高等学校校长Strauss博士学习西洋历史与德国文学，同时也跟着TereJiya Dosto小姐学习德语。TereJiya小姐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整洁大方，平和而庄重。她在国民学校教英语。我离开这小城以后，也经常与她互通书信，后来我回国结婚后，有一天从她寄来的信中，得知她已经入了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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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教授为我口试

反日运动激烈的徒劳的每一天

《北京大学入学》

我所就读的东京府立四中是所很好的学校，几乎就相当于进第一高等学校（旧制）的预备学校。府立一中（现在的日比谷高校）与四中的一高入学率是全日本最高的，对此校长也是颇为得意。他在学生训话时高兴地告诉我们，去年的赢家是一中，不过今年却是四中得胜。我并不想走这条路，只是想着要快点到那片大陆上去。

在三年结束的那段时间，我便开始热心地学习起汉语来了。我参加了在神田的殖民贸易语学校的中文科，同时也有中国人给我个人授课。

我为了进北京的学校而于大正十年（1921年）八月远赴中国。

因为只凭着在日本学的那些中文，我没有自信能够听课，于是便入住了教日本人中文的同学会的宿舍。这里就是研究中文的军人、官吏、商人、外务省留学生等齐聚一堂的一个梁山泊。

学生们一到晚上，便拿着一元银币到前门外去“打茶围”。借口便是与中国美女们练习实地会话。

南班（老北京的青楼女子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里面俱是苏州与上海的美女。而北班则是北京、天津的女性，不似南方女性那般俏丽。不过尽管学习的是北京话，本应去北班，但大多数学生仍是去美女居多的南班进行“研究”的。

后来我总算对自己的中文有了自信，而总是与日本的留学生们住在一起也没什么意义，于是我便将住处搬到了大兴公寓，并去考了北京大学。因为是外国学生，所以也没什么特别难的考试，胡适教授对我口试过后，便让我进了文学系的哲学科。

北京大学有四千名学生与四百名教授。我没有见到过其他的日本学生。

那段时期，正推行着以旅美归来的新锐教授胡适博士为中心的白话文运动。我很喜欢读胡适教授的白话文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另外，常来大陆饭店吃牛尾的辜鸿铭先生的东西文明比较论，听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每周在晨报副刊上刊载的白话小说与诗我也很爱看。鲁迅的《阿Q正传》最早也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

我之所以进中国的大学，与其说求学，倒不如说更是想找到一些年岁相仿的友人与同志。我的理想便是在日中两国年轻人的全新感觉与理解上，筑起两国提携合作的基础，并创造一个安定的亚洲。

然而，从三年前就已爆发的“五四运动”等等当中就可以看出，想在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抱有强烈反感的年轻中国学生中找到朋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每天出入学校，白白浪费日子的我感觉如坐针毡。

我的表哥在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公司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与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日本代表Hans Bernstein往来甚密。通过这位Bernstein的介绍，德国男爵Georg von Stietencron有一天造访了我的宿舍。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六岁，身材修长，戴着单片眼镜，一副贵族派头。他很有钱，是来北京买古董的，所以我每天都陪他去逛北京城内城外的古董店。

Stietencron男爵非常博学，视野也很开阔，因此我向他阐明了自己的心声，还讨论了将来与前途。于是他便劝我“既然如此，就去德国求学吧”。他忠告我：“只呆在东洋独善其身却不知欧洲文明，是非常危险的。应趁着年轻，去欧洲体验一下。”

另外，他还说道：“德国目前正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对于外国人来说，生活花费尤其低廉，要去便趁早。不过，若去柏林之类的地方，外国留学生很多，学不了德语，也无法研究真正德国人的生活，所以还是去个乡下小镇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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