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挂着父亲之死

初三的暑假，一个人

《再赴中国》

父亲的遗训接着如下写道：

“我细细看你，便可看出你不但天性奔放，且颇具胆力。若能再补之以学问的话，怕是定能成就大业。你应当日常不断地锻炼身体、磨练胆量、并制定远大的计划。绝不可鼠目寸光地去考虑聚敛钱财之类的小事。我将财产全部供给长子上大学，而并不留与你。这其中，实是有着深长意味的。

平日在研修学问之闲暇，切记多读《项羽本纪》、《拿破仑传》、《成吉思汗传》、《山田长政之传记》以至中国的政史等，以培养远大的志向。至于恋爱小说之类的东西，却是万万碰不得的。另外，即使步入壮年，却也不可以衷心地对女子心生爱恋。因为若是衷心爱恋女子，心灵便会变得懦弱。昔时，新田义贞假使没有爱上美人的话，他必能歼灭足利尊氏，称霸天下。因此，若遇女子，只可将其视为道具，这才正是英雄的秘诀所在。

此外，还需具备自己乐意去接受困难之事的气概。惧怕困难的人算不上豪杰。食物是培养身心的必需品，因此可尽量多吃些滋养之物。至于衣物，只需能御寒便已足够，故切不可身着奢侈的服装。现如今我国国内，人人竞相着美服，配之以时髦装饰，这便是亡国之兆。不以弊衣破帽为耻，扪虱而谈天下国家之大事，这才是大丈夫的本愿。

若我能成就志向，必定会来迎你。但若我不幸未能成事抱憾而终的话，你定要继承我的遗志，不惜赌上性命来完成大业。长政啊，你切记要好好努力呀！

长政你若是满了十岁，一定要将这此书置于书桌旁，朝夕视之，铭记在心。”

我对于父亲对自己的期望，以及其吐露自己信念的遗训感激不已。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也不能再有父亲那种古旧的武士式的想法了。不过，当时还童心未泯的我，却也已决心要从事联系那片令人怀念的大陆与自己祖国日本的有意义的工作，即使只是父亲梦想的一部分，我也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其实现。

只要如此一想，我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早点再见到那片大陆了。大正七年（1918年），在初三那年的暑假，我只身渡海来到中国，造访了北京。

此次来到这片大陆，已是保定府那时的十二年后了。儿时的回忆与那味儿似乎还残留着那么点儿，令我倍感亲切。晴空万里的蓝天、干燥的空气。我对那些汗流浃背地劳动着的苦力、拉车奔跑着的车夫也心生好感，而小贩沿街的叫卖声听着亦是那么的令人怀念。至于食品店、菜馆飘出来的香味，闻着也十分令人愉快。

我之所以会只身造访中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解开父亲之死的谜团的线索。

我托人求见了父亲曾任教官的当时的北洋军官学校校长、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长、国民总理段祺瑞。虽然最后未能如愿见面，但他也郑重地给了我回信。在信中，他称父亲是中国的恩人，并说假如我在日本完成学业后再来的话，会与我谈谈一些个人的事情。

后来我回了日本，但心却仍在大陆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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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被同胞杀害

我至今仍谨记其遗训

《父亲的死》

回国后，我住的家在东京府丰多摩郡中野町一个叫做桃园字（字为行政单位）的地方（现在的东京都中野区中野），当时那里还完全是乡下。我的家，以及家中出租的数间房子就建在田里的一块土地上。我非常淘气，是那里的孩子王。

次年的某一天，母亲将哥哥和我唤去，并说道：“我有话要跟你们说，你们好好听着。”母亲的样子跟平日不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爸爸在北京突然去世了。”——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便默不作声了。“骗人。那不是真的。为什么会死了的？”我如此问道，但母亲仍旧沉默不语。过了许久，她终于说明道：“因为爸爸跟中国人太过亲近了，所以日本友人生气了，便把他给杀了。”

尽管母亲如此作了说明，但我仍然一头雾水。不过不管怎样，既然是被杀害了，父亲是不会再回来了。一想到从此再也见不着父亲了，我便悲伤不已。他是一位多么慈祥、多么优秀、多么伟大的父亲啊。他不过是跟中国人关系好罢了，难道那也不可以吗？我不明白日本友人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来。

“等你们再长大一些，我会告诉你们更多爸爸的事情的。有妈妈在这里，你们什么也不用担心，要好好读书。”

说完这些话，母亲再度陷入了沉默，而哥哥与我却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大声哭着跑了出去。哥哥当时还在读小学二年级，一直体弱多病。后来，我辗转地换过多次小学，在名古屋读完六年级后，进了东京府立四中（现在的户山高校）。

在初一那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后来影响了我一生的重大事情。

母亲郑重地从保险箱中取出一个文件，摆在我面前。那是一张略微有点泛黄的奉书纸，上面写着些汉文。我一眼便认出了那是父亲的字迹。全文是以“以字谕长政”起首的。

母亲说道：“这是爸爸留给你的遗言。本来上面写着，等你到了十岁便给你看，但是现在与以往不同了，小学生都看不懂汉文，所以我一直等到你进了中学，学了汉文，才拿给你。”

父亲的遗训，我至今仍然很珍惜地保存着。意译成日语，内容大致如下。

“以字谕长政。

我三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四书，由于记性甚好，令亲朋们都大为惊叹。另外，因我九岁便能解高等代数，老师也颇感意外。昔日曾闻大冈越前守之盛名，也曾私下仰慕不已，然而那终究也算不得什么大志向。后来阅读中国历史，在读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时，我不禁拍案而起，惊呼‘是了，真是了。这才是天下的真理’。

我如今有幸以男儿身生于此世，难道要庸庸碌碌、浑浑噩噩地过此一生吗？本来，生便是暂住于这世上，而死即是回归原点。我有幸得以头脑明晰，这是上天赐予我的财富。只要我善用这天赐的财富，赌上性命奋勇直前，那天底下怕也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

于是我便以陆军为志向了。我的目的只为知晓兵学，并非指望升官发财。后来，我苦心研修学问，深究兵学奥义，又有幸获得参加实战的机会，得以领会战场的实际。也正因此，我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毅然斩断父母兄弟妻子的恩爱之情，单身潜入了外国的内地。

我所期望的只有两样。即所谓的，不成功，便成仁。你父亲的志向便是如此了。”（这段原是汉文言文，川喜多将其译成了日文，我无原文，也没有能力将其译回文言来，望大家谅解）

当时我还是初一，刚开始用汉文学习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因此段话对我而言还是有些费解的地方的，但父亲的心意我却十分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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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80年4月3日～5月2日。

网上关于川喜多长政的中文资料实在太少了，于是预备将其在日本报纸上连载的回忆录刊出来，一来是答应咱姐姐小月帮她翻译八卦的，二来也希望能对大家有点用处，以后会不定期逐渐更新。水平有限，若有什么严重错误还望大家指出。

父亲是陆军炮兵大尉

我远渡清国住了半年左右

《出身》

我是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四月三十日，在位于东京四谷盐町的陆军公馆内出生的。

我的父亲川喜多大治郎是陆军炮兵大尉，毕业于陆军大学。母亲则是帝国女子专门学校校长伊藤好之的女儿。我是家里的次子，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叫大学。

据说川喜多家是一个名为马场美浓守的武士的后裔。美浓守由于对其主家织田信长谋反而被剥夺了身份，后逃到伊势国的津，成了商人。后来他获赠了当时津的名家川喜田家的家名，他将其改了一个字，便成了川喜多。

我的爷爷是个热心的净土宗信徒，每天都去参拜菩提寺，与和尚们下围棋、读书，乐在其中，一生都没有就职。至于奶奶，其先祖则是柿本人麻吕。

我母亲的父亲好之本是会津的藩士，是国贼。因此在维新时家道中落，进京（东京）做了一阵警视厅的第一部长，后来又辞官，出任了前面所说的帝国女子专门学校校长。

我父亲在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是以“恩赐”的成绩毕业的。在陆军大学则是第十七期，他的同期生中，出了南次郎、畑英太郎、渡边锭太郎、林铣十郎四位大将以及十二位中将。

我母亲好像那时候有两门亲事，两个都是年轻的陆军中尉。其中一人是畑英太郎，另一个就是我父亲。母亲曾开心地向我们这些孩子说起过她的恋爱小故事，她说之所以会选择父亲，就因为“他是个美男子”。

父亲在日俄战争时以野战炮中队长的身份出征。在占领大石桥一役的激战中，他顶替战死的大队长指挥战斗，自己也负了伤。由于这场战斗的功绩，他被授予了金鹰勋章，回国后担任广岛湾要塞参谋。

第五师团司令部的所在地广岛拥有专为陆海军军人子弟所特别设立的托儿所，我也进了那里。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父亲接受清国政府的邀请，出任了位于直隶省保定府的北洋军官学校的高等兵学教官。当时，清国正以袁世凯为中心展开全新的陆军建设，他们既让有才能的年轻军官去日本留学，也从日本招教官到段祺瑞任校长的这所军官学校任职。

我们一家四口乘坐轮船“大信丸”来到天津，又从那里开往保定。在从下关到天津的途中，出了一件小事情。我不小心把船长送给我的纪念银牌吞下去了，结果搞得我父母、船长和船医都头疼不已。

在天津的旅馆里上了趟厕所，父母才总算放下了心，我把银牌拉了出来。我因为不痛，也没什么异样的感觉，因此大家的慌乱倒反而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了。

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军官学校的官舍，是一幢有大庭院的西式建筑。馆里有几个中国佣人，每天早上让马夫为去学校的父亲准备马匹对我而言也是一桩乐事。

“马夫预备马，我要上学堂去”（馬丁、馬の用意をしてくれ、自分は学校へ行く）。

我替父亲这么吩咐道。我的中文发音很好，佣人们都夸奖我。那也是我最拿手的。马夫随即牵马来到门口。骑在马上的父亲穿过前庭的树丛，出正门后往左拐，马夫也跟随着去了。那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晰。

军官学校的学生都是从清国各地选拔出来入学的优秀年轻军官。父亲讲课非常认真，也很热心，因此学生们对其的评价也相当好。日本请来的教官中，也有些人是随随便便敷衍了事的。

我在那里住了半年左右，后来由于某些原因，只有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母亲则带着我们兄弟俩回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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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考证支持了真实感。

我现在正在为一部太宰治原作的影片制作昭和二十二年时的情景。在这种场合，时代的考证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现在仍有很多人还记得昭和时代的背景，所以即使是最细微的一件家具或道具，都有必要进行确认。在《扶桑花女孩》（06年）里面也是这样，再现某一个时代也是美术的重要职责。假如出现了一件当时不存在的小道具，那岂不是成了科幻片了。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一部电影就有数人进行时代的考证了，所以相关的调查非常辛苦。

电影的背景若与演员不协调即是失败。比如浑身是血的死亡，或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爱情戏，没有诸如此类的有名场景的话，背景也不能焕发光彩。另外，若不是有望搏得话题的影片，那美术也不会有作为，所以仔细斟酌工作的委托也是美术指导的一件重要的工作。本来《扶桑花女孩》连剧本都没有，那时候我是不得不拒绝的，但制片人带来的那些昭和四十年左右的东北草裙舞的照片太有味道了，于是我最后才决定接下了这份工作。

顺便提一下，三谷幸喜的《魔幻时刻》（08年）讲的是关于电影界内幕的故事，所以我便打算将美术做成“完全就像是布景”的感觉。根据电影的世界观而来，有时候不必将美术制作得过于巧妙。

虽然一部电影很容易会被将票房成绩作为其评判标准，但实际上它真正成功与否或许要到几十年后才会知晓。《银翼杀手》公映当时成绩很差，很快便被终止放映了，但是现在它那些布景却已成为了传说，它们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所匮乏的幻想。我现在已经不再制作像《燕尾蝶》那样的过剩的美术布景了。那东西正因为是九六年的电影所缺乏的，所以才令人倍感新鲜。

要说现在的电影所欠缺的是什么的话……可能就是像七二年的《发条橙》那样的，提出了一种融合了历史与未来的、充满戏剧性的世界观的电影美术吧。科幻电影这东西，一旦有原创性的东西出现，很快便会被模仿，并陷入重复。我觉得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有戏剧性的科幻电影出现了。我感觉观众们也一直在期待着。

我想要制作能够填补现今电影的欠缺，并充满了全新的幻想的美术。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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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用过剩的信息来填满空间。

令我在那段空白时期的工作积累得以爆发的是岩井俊二的《燕尾蝶》（96年）。我跟岩井是在拍音乐录影时相识的，因为曾经说过要一起拍部电影，所以当他来邀请我时，我特别高兴。虽说是部电影，但我却要把它做成MV的感觉；虽然舞台是在日本，但我却要把它做成亚洲的感觉，总之，我把迄今为止所有工作的积累都发泄在了这部片子上。因为当时还没有过突出亚洲那种混乱背景的日本影片的先例，所以我也就是尝试着将过剩的信息量来填满整个空间。

我竭尽全力地摆放着各种东西，要以背景中具有压倒性的事物数量来填满整个镜头。因此，无论是拍摄现场的川崎、千叶还是浅草，这些地方在影像中却没有一处看起来像是日本的。我们在浅草很有名的仲见世一条街上也拍过，但路以外的空间却被我全部用各种东西填满了，看起来不像日本，倒像香港了。我当时一心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力求把每一个细节都填充满，以至于完全忘了要拍摄的事。结果岩井在现场笑个不停，问我道：“那个，可以拍了吧？”（笑）。对当时日本电影的复杂想法以及在空白时期的郁积，这所有的一切都被我发泄在了拍摄现场。我还深深体会到，若是做与日本电影全盛时期同样的事情，那根本不可能超越他们，所以必须以自己的方法论来开拓事业。

影片公开以后，我在日本学院奖的会场见到了十年未见的周防正行，非常高兴。周防在九六年拍的是《谈谈情，跳跳舞》，正好与《燕尾蝶》在同一时期都引起了不小的话题。当然，那年的奖是被周防作品独占了（笑）。

幸运的是，《燕尾蝶》在香港、韩国、中国都受到了狂热的追捧，也使我得以认识了许多亚洲电影人。我后来为李志毅导演的《不夜城》（98年）一片做美术，还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美术指导。

通过《杀死比尔》我体会到了“电影是世界的共同语言”。

〇一年时，昆汀找我开始商谈《杀死比尔》的工作。昆汀一会儿说：“这里要像《座头市》那样用仰角镜头！”，一会儿又突然说：“《Frankenstein’s Monsters: Sanda vs. Gailah. Adventure of Gargantuas》真是令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啊！”，一会儿还建议道“这里像B级怪兽片那样弄架模型飞机出来怎么样？”，兴致特别高（笑），他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热情，一股充满着电影所独有的幻想的热情。

电影拍摄的现场是在北京，我与中国的工作人员们都很有干劲，我们觉得“这是一部美国电影，而我们是日本人与中国人。我们要用日本与中国的美术的力量来令好莱坞刮目相看”。屋顶的瓦以及房间里的隔扇，这些东西日本与中国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索性将它们融合起来，尝试创造了一个日本和中国都不存在的幻想空间。

电影美术若是一直停留在个人兴趣上的话，其信息量也会随之不断减少，所以如何来获取他人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外做的时候，要以与对方国家的电影相通为前提，编织一个共同的梦。这种方法，正是与以前那些日本美术指导们所不同的我的个性。以前，各个摄影所都有优秀的美术指导，在同一个团队里制作着他们所得意的时代背景以及小道具，他们赋予了日本电影丰富的本土性与稳定性。但我骨子里却没有这种一直持续做同样事情的匠人心，我是流动的。所以我适合去把从异国或是未知的地方所获得东西进行加工，使其放大。

因此，我便希望能够像在好莱坞与比利·怀尔德他们都共事过的法国美术指导Alexandre Trauner一样，将来能在世界各地工作。明年我就要去意大利的Cinecittà摄影棚工作了（富士台50周年大片《女神的报酬》，全程意大利拍摄，大手笔哦！），真是令人兴奋啊。我终于得以在这样一个曾经创作出过《宾虚》、《八部半》的，历史悠久的摄影棚内搭建布景了。我在查看场地的时候兴奋地一个劲夸着那些意大利名片（笑），跟当地的工作人员们聊得也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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