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方不干涉为条件参与计划

与抗日派的张氏一起在上海设立根据地

《日中映画会社》

昭和十四年（1939年）三月，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高桥坦大佐从南京前来拜访我位于东京麻布的家。大佐向我说明了他的来意，为了针对中国中部一带的占领地区展开电影工作，他们计划要在上海成立一家日中合作的新电影公司，并请求我就任日本方的代表。

日军在战时对占领地区的电影工作十分重视。可能是学习了德国的先例吧。为了满洲（现中国东北）与中国北部，已经先于十二年（1937年）八月在新京（长春）设立了满洲映画协会（满映），甘粕正彦为理事长。

于是乎，当地军方想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也建立相似的电影机构，并通过内阁情报局向电影界征求该机构的领导人。而电影界则因我通晓中国的情况而推举了我。

我本来是不想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我知道军方对中国的方针与我的想法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担心。我想如果我不去的话，就会有另一个人代我去。如果那个人对于日中关系毫无信念与理解，而是由着一些军人的想法来行动的话，也许会导致极大的失败。那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都毫无益处。于是我试着提出了答应的条件。我说，如果军方不随意插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放任我按自己的想法来经营的话，我就同意去。

高桥大佐是炮兵，黄色领花的军服上佩戴着参谋肩章。我的父亲与他同属一个兵种，以前也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面容。大佐全盘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而我则答应了去上海。如果那时候是别人来的话，也许我的上海之行就不会这么简单地解决了。

我在上海最重要的工作是制作中国电影，为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的近三亿中国大众提供娱乐。这件事情即使你再有才能，日本人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考虑到，最好的方法便是在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上海的租界内，请中国的电影人来制作电影，再将这些电影通过新的公司来发行到占领地区的电影院中。于是我于当年五月一到达上海，就秘密求见了当时中国电影界最具实力的制片人张善琨，并请求他的帮助。

在上海生活已久的他一直以来都与英、美、法国人比较亲近，却从没与日本人打过交道，是一个有排日感情的人。他那座位于法租界的制片厂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始制作抗日电影，为中国民众所喜爱。就是这样一个他，在数次会谈以后，终于答应了与我合作。那是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产生了超越道理与利害关系的情感联系。它加深了我们相互的理解，稳固了我们之间的信赖，我们两人拥有了共同的理想与梦想。

“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于六月二十七日，由我这个专务董事为代表召开了成立大会。总公司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西路上，并于七月一日正式开始业务。

战时，日本人很单纯地把中国人分类成两个群体，即所谓的“亲日派”与“重庆派”，重庆派当然就是敌人了。居住在日军占领地区，为了讨生活而在日系机关以及企业中工作的人被定性为亲日派，而生活在非占领地区的人们则被简单地认为就是敌人。

我认为这种幼稚的想法是很不可取的。我觉得那些在占领地区，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在日本机关内工作的人们中，也有许多憎恨日本、期望日本早日战败的人。反之，那些在自由中国生活着的人们中，相信早日实现与日本的和平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的人也不在少数。

我是以“在中华电影工作的中国员工，都是最爱自己的祖国中国的”这个事实为认识与前提来经营这家公司的。因此我并没有怎么将占领地区与非占领地区的人加以区别。至今我仍然坚信那样做是对的。

英美电影遭放逐

库存见底，事务所关闭

《战时的统一管制》

昭和十五年（1940年）一进入后半年，电影法所提倡的公益，即在战时体制下，为了国家利益而对电影界所实施的统一管制也愈发严格，次年的十六年（1941年），电影界全面进入了所谓的新体制。

首先，日本电影的制作部数被限制了，松竹、东宝、日活、新兴、大都这些大公司都被规定一年四十八部长片，而总数则为十家公司合计二百七十八部，上映也被强制为了单片放映。

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也有动作。东和的教育映画部是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改称为文化映画部的，并在文化电影的发行上已发展成为了日本最大的规模，而在这一年，它与松竹、东宝的各个文化映画部合并成为了大日本文化映画协会。我被选任为协会的理事长，而东和的文化映画部也随之消失了。

这一年的外国电影发行配额是总计七十一部，其中东和的十三部是最多的，但由于后来时局与状况的发展，最终也只上映了八部。

七月，日本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与英美之间的开战一触即发。在这种迫切的形势下，电影界按内阁情报局的行政指导进行了重组。

日本电影的制作公司被合并统一成了松竹、东宝与大日本映画制作（大映）三大系统。制作的数量也被限制为三家公司每月六部，拷贝数则为一部作品三十个。发行机构逐渐一体化，最后吸收了日本各家电影公司的营业部员，于十七年（1942年）二月成立了社团法人映画配给社。

至于外国电影，当局还没出具体方案，就到十二月八日开战了，从那天起，美国各电影公司在日本的分公司都被取缔了发行业务。英美电影被定性为敌性电影，即日起便被从全日本的电影院撤出。

东和虽然没有发生那样的状况，但一到次年的十七年（1942年），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因此，一直到三月下旬，我们把尚未公映的四部德国影片陆续发行完以后，就解散了映画部。

在审查有效期限内的一百三十种长片与九十四种短片的库存拷贝，我也全部委托给了于四月一日开始业务的映画配给社。于是，我把一百二十余名社员，除了女的以外，全部调到了后面会讲到的中华电影以及映画配给社与其他公司。

细想来，从我昭和三年（1928年）创业以来的十三年半中，所引进发行的影片以欧洲作品为主，长片有二百四十八部，而短片已超过了三百部。

东和的试映室里，聚集着许多从充满艺术性的欧洲电影中寻求精神食粮的人们。电影评论家与记者自不必说，其中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与外国文学学者。狭小的试映室，感觉就好似这些文化人的沙龙。

于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与影响下，以学生层为中心的年轻人中，欧洲电影的爱好者也逐渐多了起来。如今，能够从那些人口中，听闻他们为年轻时所看的无数名片所感动，并且在人生道路上也受到了良好的精神影响，这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无上的荣幸。

虽然事务所是关闭了，但东和商事在形式上还是继续存在的，从委托的库存拷贝收益中扣除管理费后，还留有一百三十九万日元，我将这笔钱以“川喜多基金”的形式存了起来。

昭和十八年（1943年）六月十三日的东京新闻上面，报道了这个川喜多基金所实施的捐赠，具体数额如下：映画科学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中华电影研究所基金五十万日元、南洋映画协会损失填补金约十六万日元、大东映画配给联盟结成基金五万日元、大东亚学寮补助金五万日元。以现在的货币价值来换算的话，不知道有多少钱呢。另外，这个川喜多基金后来还出了五十万日元的战后归国电影人救济资金。

我好像是特别喜欢捐赠。《国家的节日》那时候就是如此，我对我认为好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出钱。我之所以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捐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我会在下一次中讲到的，那时候我在大陆参与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而且已经做好了无法活着回来的心理准备了。

将兴奋带回日本

《国家的节日》全国上映大成功

《奥运电影》

奥运会本身自不必说，我认为奥运会的纪录片也是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将人类所拥有的竞争本能在优美的运动中发挥出来的这一盛会，为世界的和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一直是深信不疑的。

正因为如此，我在成立公司的第二年即昭和四年（1929年），就引进上映了第二届冬奥会的纪录片《银界征服》（The White Stadium/Das Weisse Stadion，阿诺德·范克导演），并以此为始，陆续向日本介绍了许多相关的奥运会纪录片。其中，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纪录片《国家的节日（Festival of Nations）》（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在日本的上映，对东和来说是一件永远都忘不了的大事。

在上一篇中，我讲到了我们夫妇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进行了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最后一次欧洲旅行。那段时期也是一样，我们于七月五日一到达巴黎，就马上开始了一天看七部试映的忙碌生活。当天我们看到的第七部影片就是德国的奥运电影《国家的节日》。我妻子Kashiko在她当时的日记里如下写道：

“连续两小时令人窒息的兴奋。每次日本选手出场，每次太阳旗升起，每次《君之代》（日本国歌）被奏响的时候，身处巴黎中心的我都会忍不住哭出来。我一定要让日本的每一个人都看到这部电影。”

尽管外国电影的进口开始受到严格限制了，但我还是排除万难，把这部《国家的节日》与其姐妹篇《美的节日（Festival of Beauty）》（莱妮·里芬斯塔尔导演）一同签了下来。

《国家的节日》拍得相当出色。它由希腊的古代奥林匹克遗迹开始，对由柏林奥运会首次开始尝试的圣火传递进行了象征性的描写，并且还精心地记录了开幕式的盛况以及奥运会的重头戏——田径赛事。

为了能够最接近地拍摄百米冲刺而沿赛道平行铺设轨道并架设摄影机，与选手一起移动的特殊移动摄影、大升降机、超长焦距摄影等等，该片可谓是用尽了这些技术的精华，在详尽地传达赛事过程的同时，也敏锐地描绘出了在奥运会独有的紧张与兴奋中忽喜忽忧的选手们的表情。

而且，当时日本也正处于本国田径史上的最强时期，并不负“跳跃日本”的盛名，四个跳跃项目全部拿到了奖牌。其中，三级跳远的田岛直人创造了十六米的新世界纪录，继阿姆斯特丹的织田干雄、洛杉矶的南部忠平后实现了日本三连冠的伟业，另一名日本选手原田正夫则摘得了银牌。在入夜后的撑杆跳日美决战中，西田修平与大江季雄凭借出色的技艺分获二三名。

此外，在一万米的比赛中，村社讲平与长距离王国芬兰的三位选手奋力拼搏，直到最后一圈仍不显劣势，最终惜败拿了第四名。而在最后的马拉松比赛中，现在已入韩国籍，当时还代表日本参赛的孙基祯摘得冠军，另一位日本选手南升龙获第三名。影片中屡屡能见到这些画面，因此自然是能够唤起全体国民的感动了。

昭和十五年（1940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歌舞伎座（日本有名的大剧院）举行了该片盛大的试映会，白天邀请体育、文化界人士，晚上则是政界与财界有影响的人物。影片获得了媒体的盛赞，并由六月十九日起在邦乐座（剧场）进行了连续十天的特映。两个月后，影片终于在全国各地一同公映，这股热潮一直延续到秋末。这真是一次全国性的大成功，能够获得如此票房收入的电影直至今日都不再出现过，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

接着，十二月又公映了《美的节日》。这部影片中，叶室铁夫夺冠、小池礼第三、伊藤三郎第五的男子二百米蛙泳、游佐正宪、新井茂雄、田口正治分获二、三、四名的男子一百米自由泳等游泳比赛的画面最有人气，票房收入也不输给《国家的节日》。

当年年末，我从《国家的节日》破纪录的收入中，分别给了大日本映画协会十万日元、日本新闻社十万、文部省映画教育中央会七万、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三万、东亚留学生会馆一万、艺能文化联盟一万，再加上其他，总共捐了四十三万日元。

电影输入急剧减少

因《逃犯贝贝》大卖而得以喘息

《战火的阴影》

以卢沟桥的枪声为始的日中战争（即抗日战争）的影响也立即表现在了外国电影的进口上。大藏省（今为财务省，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以外汇管理的立场，在进口片数上设置了严格的限制。因此，昭和十三年（1938年）的外国影片上映数各公司总计一百四十四部，比起上一年的二百九十五部，连一半都不到。

东和的发行上映片数也是以（昭和）十一年（1936年）的三十六部为最高，十二年（1937年）减至二十七部，十三年（1938年）则跌至了十五部。不过，就在这十五部中，也有以下三部是入选当年《电影旬报》十佳的：③《Jenny》（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导演）；⑥《Le Mioche》（Léonide Moguy导演）；⑩《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Raymond Bernard导演）。

这一年的六月，我们夫妇俩经由美国去了巴黎，这是太平洋战争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欧洲旅行。关于这次旅行的目的和收获，我在后面还会再提到，当年的三月，希特勒的德国强行吞并了奥地利，欧洲也是战云弥漫。

在欧洲呆了三个月后的九月九日，我们终于要离开巴黎了，那天我们东和的巴黎代理，一个法国人如此说道：“请好好记住巴黎吧，下次几年后你们再看到的巴黎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战火也许会把松糕和巴黎圣母院燃烧殆尽。”

第二年，也就是十四年（1939年）的上映片数也很少，只有十二部。不过在这些片子中，有一部杀手锏的作品，那就是朱利安·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导演的《逃犯贝贝（Pépé le Moko）》。

《逃犯贝贝》从进货到上映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东和的作品中，花这么长时间来宣传的例子是很少见的。也许是这个战术奏效了吧，二月份一公映，这部片子就获得了自《新土》以来的又一次大成功。

暑气弥漫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阿尔及尔的卡斯巴哈（Kasbah of Algiers）的异国情调。逃到这块法国警察也无法插手的新天地，装作是个任性的帝王的逃犯让·迦班（Jean Gabin）那壮年男人的魅力。第一眼见到时就勾起他对巴黎的乡愁的Mireille Balin那不可思议的美丽。这部在杜维威尔为数众多作品中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杰作的影片，同时也具备了广阔的大众性。

在这部《逃犯贝贝》之后，虽然当年上映的片数很少，但还是有几部很有特色的影片得以公开。《电影旬报》的十佳里，《逃犯贝贝》是评上了第一名，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作品入选：③《Burgtheater》（Willi Forst导演，Werner Krauss主演）；⑦《Das Mädchen Irene》（Reinhold Schünzel导演）；⑧《Hélène》（Jean Benoît-Lévy导演，Jean-Louis Barrault、Madeleine Renaud主演）；⑨《片子的故事（Le Roman d’un tricheur）》（Sacha Guitry原作、编剧、导演、主演）。

与这些影片一起发行上映的还有一部当时还比较少见的朝鲜电影《汉江》，那也非常令人难忘。

电影法也是当年即昭和十四年（1939年）十月一日施行的。电影法对电影从业人员以及技术工作者实行许可制度，并且对剧本的事先申报以及外国影片数量限制等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到战争结束为止，一直都束缚着电影界。也只有把文化电影的上映作为义务这一点是受到欢迎的。

外国影片的进口发行变成了每年按照不同的从业者分配比例，每家电影院能上映的外国影片数量也被限制在了每年五十部以内。昭和十五年（1940年）的分配比例是以以往的成绩为参照，东和拿到了十三部的配额。最多的派拉蒙也不过是十四部，东和与Metro（应该是米高梅吧，但他只说是Metro）并列第二。

这一年，我因在中国大陆有新的任务，所以频繁往来于日中两国之间，具体的情况容后再叙。

这么多日子以来第一天在这个时间呆在家里，也是第一天能静下来敲点字，虽然已经疲惫不堪。

武汉之行最大的惊喜是见过了王德赛，当然，更大的惊喜是居然还见到了肖恩，这是个快乐的小插曲。D版请客吃的大白刁也很令人难忘，虽然他忙工作忙陪老婆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很不愿意回来，但是生活迫着我回来，朋友真的比生活有趣多了。